而在《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社会学”部分，韦伯屡次谈及了英国法在理性化程度不仅难以与查士丁尼时代的晚期罗马法相比，而且难以与欧陆通过罗马法的继受逐渐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但问题在于，英国法较低的理性化程度似乎并未妨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过，尽管总的基调如此，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韦伯有关英国法的理性化程度问题的具体论述，包含了相当复杂，甚至多少有些模棱两可的论述。
当然，韦伯首先也承认，在某些方面，英国的普通法也具有相当高程度的理性化。这一方面体现在程序方面，英国法具有相当高的理性程度，尤其是许多法律技术，如令状。[7]韦伯指出，英国法早在中世纪就在技术上高度发展。[8]因此韦伯认为英国的普通法具有严格的形式主义特征。另一方面，英国法在保障契约自由方面，例如与经济活动有关的
合同法方面，韦伯认为英国法具有可以与罗马法、印度法相提并论的理性化程度，有助于保护贸易，在某些方面，甚至只有古代罗马共和国可以与之相比。[9]
但是，在韦伯眼中，英国法更多是在许多地方表现出 “非理性”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法尽管具有严格的形式主义，但却缺乏以晚期罗马法为代表的逻辑意义上的形式理性。英国的判例法，既没有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严格遵守三段论式的演绎理性，也没能（或不愿）实现“将所有可以设想到的事实情境都在逻辑上纳入无缺陷的规则系统中”的系统化目标，因此，英国法并没有实现“逻辑升华”意义上的理性化，只不过仍采用一种罗列式的关联方法，一种法律的“决疑术”（legal casuistry）[10]，而且这种基于类推的判例原则，根本也不可能产生法律的理性系统，也就不可能产生法律的理性化。[11]而另一方面，英国法中采用的许多技术（如陪审团），很容易导致在判决过程中不是由普适性的规范（general norms）来统一决定，而是受到特定案例中的各种具体因素（如以伦理、情感或政治为基础的价值评判）的影响，而这正是韦伯眼中“实质非理性”的法律的主要特征。[12]
所以，英国法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都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首先，在韦伯看来，法律的形式主义有两种迥异的形式，一种是“拘泥于事实的外在特征…或是履行某种具有固定意涵的象征行为”，这是一种最严格类型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另一种则是“运用意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揭示出事实中所有与法律有关的特征，并因此能够以一种高度抽象的规则的形式阐述和应有确定的法律概念”。在韦伯看来，正是后者的这种“逻辑理性”标志外在因素不再在法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相反，英国法却依旧保留了大量的具体形式主义对事实的外在特征（而非明确的一般特征）的强调，所以，英国的普通法只是一种“外在”的、严格的形式主义，但却并未形成真正的“逻辑的形式理性”，而后者，在韦伯眼中，才是法律在形式理性化方面的真正标准。[13]所以，英国普通法尽管具有相对比较发达的“形式”技术，但这些技术却没有被“逻辑理性”整合为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因此，发达的“形式”技术不仅没有使英国法具有较高的形式理性，相反，这种外在的形式主义，倒是英国法较低形式理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