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吉登斯来说，社会整合要求的是这样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把行动者行为的相互性（reciprocity）带进“共同在场的环境，并理解为遭遇中的连续和遭遇的断裂（understood　as　continuities　in　and　disjunctions　of　encounters）”；系统整合则指“行动者或集体跨越扩展时空（extended　time-space）、超出共同在场条件的相互性”（1984：376-7）。这意味着，共同在场或面对面的遭遇需要的是社会整合（即相互性的过程在时空上扩展得不是太厉害），而共同在场的缺失（absence　of　co-presence）则与系统整合（即超越于时空之外的相互性过程）相连。
　　和哈贝马斯一样，吉登斯的阐述也产生了严重的困难。他的微观/宏观或局限的/扩展的时空概念和他的相互性达成机制在逻辑上也是不相容的。更确切地说，吉登斯在把“局限的”时空视角和共同在场或面对面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面对面的遭遇要的可能是宏观的而不是微观的相互性过程。国家首脑面对面的遭遇有可能导致行动者或集体跨越扩展时空达成相互性的协议。因此，把扩展的时空视角与共同在场的缺失联系起来显然也错了。吉登斯这里犯了一个微观社会学家常犯的错误：把面对面的互动与微观的分析层次联系起来（Mouzelis　1991：194-200）。
　　吉登斯对社会整合/系统整合区分的重构还有另一个困难，那就是他对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划分的“超越”其实是装饰性的。他在发明另一种区分——“制度分析”和“策略行为的分析”　（1984：288）的时候，事实上又把哈贝马斯的内在/外在视角和洛克伍德的能动作用/系统视角引进了。制度分析对应的多少正是洛克伍德运用系统整合的方式，而策略行为分析则对应于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视角。
　　通过这种新的区分，吉登斯不过重新引入了他第一个竭力超越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划分。这种从后门溜进来的重新引入（姑且这么说吧），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吉登斯这样有造诣的社会学分析家，不会把这种基本的、概念上的划分完全取消所带来的后果承担下来。超越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二分法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在后结构主义的方向上前进：废除主体的中心地位，把社会世界看成是一个脱离肉体的（disembodied）、“无主体的”实践或话语组成的平面化的、无等级的链条或网络。这种把行动者视为无关紧要的看法--福科的作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不是导致了从描述（description）走向解释（explanation）的不可能，就是导致了对社会现象的目的论表述（teleological　accounts）（Mouzelis　1995：45-69）。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