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在采用社会整合/系统整合这一区分的时候，保留了洛克伍德能动作用/系统这一视角。社会整合指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内在的（internalist）”、能动作用导向的观点，而系统整合则指一种“外在的（externalist）”的视角，“穿越并超越（reaches　through　and　beyond）行动取向”。这是观察者的视角，他不是从卷入其中的行动者的角度，而是从系统及系统维持并再生产自身的功能要求的角度考察社会取向/社会行动（Habermas　1987：117）。
　　给定了这种能动作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哈贝马斯在处理社会秩序问题的时候，区分了两种行动协调机制（action　co-ordinating　mechanisms）。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来，行动的协调建立在“一种规范保证的或沟通达及的共识”的基础上；而在系统整合的层面，协调则奠基于金钱和权力这种系统的引导媒介（systemic　steering　media），它们多多少少“自动地”调整着行为。这后一种情况，行动的协调是由在行动者的背后（姑且这么说吧）起作用的系统机制所保证的，这种机制不必是规范上达及的同意，也不必是互相的理解（1987：117ff）。
　　哈贝马斯阐述的第三步，是运用帕森斯的AGIL模式把协调的系统整合机制和他所说的系统（适应和目标达成子系统）连结起来，而把社会整合机制和他所说的生活世界（对应于帕森斯的整合和模式维持子系统）连结起来。
　　这位德国社会哲学家采纳了进化论的框架，他论证说，在初民社会，行动协调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机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分化就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发展起来了，现代社会则显示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制度领域的清晰分化，系统引导媒介在市场领域（A）和国家领域（G）协调着行为。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随着传统规范的衰落，“问题区域”或不确定的区域出现了，这里行动协调只能在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基础上达成。从这一视角出发，现代性的病理，即是生活世界引导被媒介殖民了，而这种引导媒介只“适合”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随着传统规范调整的退却，沟通协调（communicative　co-ordination）被引导媒介的协调所取代，这导致了生活世界的非人化（1987：163ff）。
　　通过这第三步，哈贝马斯把协调机制和特定的制度领域连结起来（比如，引导媒介和帕森斯的A、G子系统），从而偏离了洛克伍德的最初设想；对洛克伍德来说，内在/外在的视角，或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的视角，以及这种视角所要求的适当的机制（冲突、矛盾），适用于所有的制度领域。不管他考察的是一个经济企业，一个公共机构，一个宗教组织，还是一个家庭集团，洛克伍德可以同时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两个角度看待这些社会整体（和它们的秩序/混乱问题）：同时用能动作用（冲突/合作机制）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说法（制度化的各部分或各子部分之间的相容/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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