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 - 2008 )》中就提出了“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经过各地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以后，在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从最高人民法院推动的量刑程序改革实践来看，在量刑程序控制问题上，我国也采取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一改革符合量刑程序独立化的潮流，也是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助于通过科学的程序装置实现量刑规范与公正。
五、结论
由于诸多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法官在量刑环节上的自由裁量权容易被滥用，这种滥用对于当事人、法院和社会都有巨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予以控制。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总体上有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两条路径，量刑实体控制有过于僵化、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过分捆绑法官手脚等局限性，而量刑程序控制则能够确保控辩双方充分参与到量刑程序中，使量刑更加透明化与公开化，促进量刑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因而是量刑改革中趋于主流的选择与发展方向。但是，量刑程序控制也必然带来法院、检察院工作负担的相应增加，乃至当事人的讼累，必须在一国司法资源能够承受的限度中进行，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签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意味着量刑程序改革在中国已经全面铺开。从理论上看，建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中国司法资源现状，符合量刑程序独立化的潮流，也是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但是，这场发端于法院系统自发的实践革新，也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完善，并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有效互动，进而探索出有助于“量刑规范”与“量刑公正”的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
朱新林，单位为北京大学。
【注释】综观学界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必要性和意义之论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这是由社会生活复杂性、变动性和法律规定抽象性、相对稳定性之矛盾决定的；2．是审判工作对效率的要求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矛盾所决定的；3．是由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4．是完善、补充法律与发展法律之需；5．是实现个别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需;6．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与树立法治的权威；7．有利于法官职业化的形成；8．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途径之一；9．是司法机关避免重大政治风险和法官寻求自我保护的一道屏障；10．是克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对司法消极影响的重要方法。
在罪与非罪的临界状态，决定案件性质的自由裁量权；在罚与不罚的临界状态，决定是否处罚的自由裁量权；选择法定刑刑种和确定刑度的自由裁量权。如
刑法第
13条但书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又如
刑法第
32条规定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具体而言，人品不端、法制观念不强、业务水平之局限性、心理因素偏差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量刑个体化色彩浓厚，是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自身原因。
在“运动式”的严打斗争期间，在“从重从快”方针指导下，被告人往往因属于从严打击的对象而成为“风头上的牺牲品”，这种非常态化的量刑效果客观上也破坏了量刑的均衡感。
法院在量刑时往往会顾及公安、检察院已经采取的羁押措施，避免国家司法赔偿和不必要的麻烦，对于侦控机关的错误，将错就错是法官最理想的选择，也可能导致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例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刘涌死缓公布一个星期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上评论如潮，诸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枪毙一万次都不过分”等，之后才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和改判。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便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并且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在全国多个法院展开。
如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影响、诉讼模式的影响、正当程序观念的影响、辩诉交易等程序分流机制的影响、刑事法观念的影响。参见周晓鹏：《独立量刑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学位论文。
刑事案件结案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2003-2010)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