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法院的前期试点效果来看，量刑程序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例，自从2008年6月成为量刑规范化试点法院以来，浦东新区法院共适用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毒品等五类案件共计940案1203人，上诉89件，上诉率为9.4600；上一年同期五类案件共审结926案1183人，上诉96案，上诉率为10.300，上诉率同比有下降。同时，以量刑不公为由的信访案件和公诉机关的抗诉案件为零。此外，二审案件改判发回率保持平稳。试点以来，五类试点案件共改判4件，仅因量刑不当而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仅有1件（由管制改为免予刑事处罚），涉及量刑规范试点范围的案件则为零。监狱、看守所管理机构反映，量刑规范以后更多的罪犯能认罪服判了；检察院反映，到检察院申诉量刑不公的被害人也少了；上海市一中院认为，进行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辖区比没有适用的辖区量刑更有章法、更均衡，建议扩大量刑程序试点法院的范围。{13}
三、量刑程序控制的限度与“定罪—量刑”关系模式选择
尽管量刑程序控制，是弥补量刑指南之不足、防止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量刑规范化和量刑公正”改革的出路与前景所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量刑程序控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适用限度。唯此，方可对量刑程序有全面而理性的认识，进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定罪一量刑”关系模式。量刑程序控制的优势与价值内核在于程序正义，但是，与其他任何法律价值一样，程序正义也不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也不是在任何时空范围内都可能被无限追求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内，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对其要求的满足是具有正当性的。但在此范围之外，程序正义就应让位于其它更为重要的价值目标。{14}在程序正义之外，不得不纳入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考虑的重要价值目标包括：诉讼资源和诉讼成本的限制、与诉讼利益的关系、在“合作性”司法中的限度等等。
量刑程序控制作为程序正义在量刑环节的一种体现方式，其正当性根基与制度设计同样必须考虑到程序正义的限度。因为，无论是控辩双方庭审前就量刑情节的调查和证据交换活动，还是法庭对量刑事实的调查核实，都会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问题；无论是公诉方量刑建议的提出，还是公诉方就量刑问题进行的举证和质证，也都会带来诉讼程序的复杂化问题；无论是辩护方提出量刑意见，还是对各种酌定量刑情节的强调，也都会带来法庭审理时间的相应延长。此外，规定比较严格的量刑程序，也意味着控辩双方承受更多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被告人也可能承受更长时间的未决羁押。也就说，在强调量刑程序控制的同时，必须协调好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司法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10}97否则，无论如何完美的量刑程序设计，最终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