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1918年起，对此作相对细致的历史考察。在一战末期，要求承认一般人格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8年以前，本来仅保护人格中证明具有经济价值的组成部分。[1]民法典所保护的，仅仅是信用评价（Kreditwürdigkeit）（第824条）与姓名（第12条）。在特别法中，发明专利( Erfindungen durch Patente)、商标、著作权亦受到保护。肖像权（das Recht am eigenen Bild）则通过1907年《造型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KUG)》第22条以下受到保护，[2]其中魏玛时期的判决则将之扩展到对演员舞台表演和演说（das gesprochene Wort）的保护。[3]

　　当时认为，非商业化的人格权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名誉。与民法典立法者的意图很可能不同的是，[4]1918年以前的判决坚持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不保护名誉；因此，过失侵害名誉的，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并结合《德国刑法典》第185条以下，在恶意诽谤情形，有权主张损害赔偿；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当名誉之侵害构成故意悖俗之侵害时，亦有权主张损害赔偿。[5]

　　但是，由于该请求权还必须以受有损害为前提，因此，只有引发商业后果的名誉侵害才能受到赔偿，但是否引发商业后果则往往难以证明。通过慰抚金进行救济的变通方式亦行不通，因为按照《德国民法典》第847条名誉侵害情形不得主张慰抚金；因此，受害人要因此而主张金钱请求权是极为困难的。

　　但司法实践早在1914年以前已经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2条、第862条、第1004条，发展出了一种作为“准否认请求权”(quasinegatorisch)的不作为请求权，亦将其适用于过失的名誉侵害。[6]

　　因此，名誉之保护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在威廉二世治下的帝国时代（in der Wilhelmischen Gesellschaft des Kaiserreichs），并未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传统上人们将名誉当作法律之外的领域，是通过社会的制裁（在极端的情形则通过决斗）来规制的；而这些社会机制，是为贵族和以此为导向的“容克化的”市民阶层的传统生活方式量身定做的。但在魏玛时期，此种生活形式失去了其引领作用，要求对名誉进行全面法律保护的压力日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