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晚近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特点
（一）刑法介入时间呈提前之势
根据1982年的《食品卫生法（试行）》第51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本法，造成严重事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事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者致人残疾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才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按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当时还特别强调“情节轻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可以免予刑事处分的，由主管部门酌情给予行政处分”。[15] 可见当时对食品卫生犯罪的要求还必须是结果犯。[16] 到1993年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则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设立为行为犯，即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就构成犯罪。不过该决定对另一个罪名“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仍然要求必须“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到1997年新刑法，把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也由原来的结果犯改成了危险犯，即只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就构成犯罪。之所以作这样的修改，主要是基于严厉打击这种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的考虑。[17] 值得注意的是，在颇为时髦的风险刑法理论的旗帜下，当前立法机关和学界似乎对刑法的这种提前介入格外青睐，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没有采纳那种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的主张，但在相关罪名的修改上采取了该思路，如把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原来的危险犯改成了行为犯，即删除了原来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只要实施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仍然有不少立法建议主张要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或者说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18]
（二）刑法介入范围呈扩展之势
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例，它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适用加重处罚的第二档刑的情形，就在原来“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这里的“有其他严重情节”，包括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尽管没有造成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后果或者后果难以查清，但从非法获利的金额、销售食品的数量、食品扩散的范围等角度能够证明其严重危害的，仍然可依法处以该档较重刑。[19]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修正案（八）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规定可以适用加重处罚的第二档刑的条件时，删除了原来的“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即不论是否造成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患，只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具有大量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其他严重情节的，就可以适用该档刑；在规定可以适用加重处罚的第三档刑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条件时，除保留“致人死亡”外，将原来的“或者有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修改为“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这里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主要是指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致使多人严重残疾，已经具有生产、销售特别大量有毒、有害食品等情形。这样修改后，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无疑是“更加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20] 但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在中国刑法学界致力于推动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主张立法应尽量少用“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这类模糊不清的用词时，在食品犯罪领域却出现了这种“倒退”，足见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很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