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诉讼制度的完善——现行救济方式的变革
1．扩大社会保障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首先应出台统一的《社会保障法》，明确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主体及救济范围，不仅是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还应包括社会救助权、社会优抚权、社会福利权。其次，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行政行为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导致其人身权或者财产权受到损害，被侵害者即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2．民事诉讼应确立倾斜性保护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我国现有法律虽然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承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劳动者举证困难的不足，但是该种方式仍不足以达到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尚未满足社会保障的社会法属性及社会权实现实质正义的最终要求。社会保障法是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法，国家、行政保障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应承担大于被救助者的保障责任。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应要求在特定的情况下由国家、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扩大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为体现对社会保障权利人的倾斜性保护，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也可适当地增加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由其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二）现代诉讼制度的创设——理想救济方式的引入
1．设立社会保障法庭，配备专业审判人员社会福利状况较好的西方各国对社会保障权的救济采取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庭和专业审判人员相结合的方式。“美国主要通过社会保障署适用行政程序解决社会保障争议，对行政程序的最终裁决不服的，可以通过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英国对社会保障实行中央统一的集中管理体制，通过独立于普通法院系统的行政裁判所下设的社会保障法庭解决争议。德国设立了社会法院，各级社会法院按不同专业组成主管不同类别社会保障争议的法庭。法国设立了社会保障事务法庭处理社会保障一般诉讼，还有无劳动能力诉讼法庭、技术监督诉讼法庭等负责审理社会保障特别诉讼。”[17]
中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和实践经验，构建本国的救济途径。具体而言，从目前我国司法资源配置及法官素质分析，我国还不适合成立独立于现有法院体系的专门审判机构，因其必然会增加人员编制和加大经费额度，增加解决纠纷的诉讼成本。因此转化视角寻求其他路径应是中国语境下的理智选择。可参考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置模式，在法院内部设立社会保障法庭，由其审理所有与社会保障权有关的纠纷争议案件，由熟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及相关行政政策的法官担任该法庭的专职审判员。同时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优越性，吸纳相关专业人员担当陪审员，提高社会保障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