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说，理想对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指引和规范意义，那么前述的问题便不会存在。但是，既然作为一个规范指引，作为人们实践的行动理由，如“为了理想而奋斗（或献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那就有必要区分，理想作为一个命令、作为一个要求（request。）或者仅仅是一个建议。著名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对这三者的区别予以详细的分析，在他看来，命令是具有排他性的强行动理由，而要求和建议相对要弱，其中，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行动理由，但需要在采取行动之前的诸理由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其占据优势，则应该成为行动的理由，相比起来，建议则既不能成为行动的理由，也不是必须成为权衡的理由，它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理由而已[3]。但是，这样一种分析就其出自一个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学者来说，可能并不适合我国的语境。因此，命令在本文中取广义，既包括道德命令，也包括法律命令，不同于拉兹所分析的，命令是排他但不绝对的，在本文看来，命令既是排他的，也是绝对的，法律上命令具有排他性，道德上则有绝对性的一面。要求则应包括三个阶段：首先，要求暗示着接受者必须将它加入到自己权衡的诸理由当中，这具有法律规范意义；其次，要求是否能成为行动的理由，取决于通过一定程序的权衡——当然对于思想内部的权衡，则不具有程序意义；最后，一旦权衡之后获优胜出，则必须成为行动的理由。显然，要求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其中内涵的程序规范尤其意义重大。建议作为思想观念上的理由则不具有规范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作为潜规则的代名词而同要求混用。
那么，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在何时何地应以命令、要求或是建议的形式出现呢？对它们之间的混淆就导致了很多现实中不该有的悲剧。当理想成为命令，抽象的有理想所具有的命令性质，就表现为每个人一生中必须有理想，不管什么样的理想，如果没有理想是不行的。倘使仅就思想观念上来讲，在人乃为精神性存在的前提下，这一命令具有重大意义，对于道德自律的人来说，也是具有排他性的；然而，不遵守这样的命令又当如何，现实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动物性存在，没有理想照样生活，若非当下利益攸关，谁又会去操心他日洪水滔天，黄沙滚滚。而历史上即便最强的专制也没有能力利用强力（power）拘束住每个属民的心。最为重要的则是，由于它的抽象性，即有理想就行，导致这样一个命令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抽象的有理想根本不具有作为普遍行动规范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抽象地有理想可以作为命令，但仅限于观念领域和道德领域，特别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其还有着重要的逻辑推导意义，后文拟详述。与此相对，如果某一具体的理想，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哪怕是再美好的一个具体理想，作为一个命令强加到个人头上、集体头上，都只会导致意识形态化，无论是共和国早期的大跃进，还是西方文化殖民，都是这种具体理想作为命令带给国人的噩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谈理想而色变完全是情有可原的，而所谓的“狼牙虎口”也仅限于在否定具体理想作为命令这一语境下来讲，一旦不存在命令的强制性特征，单纯心理学意义上的担忧则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抽象地讲理想作为要求和建议，都是在弱的规范意义上来谈的，所涉及问题不多，值得指出的是其作为建议，往往流于空谈，这便是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与现代制度化教育之间的区别所在，现代性虽为人诟病，但古典自由教育的结果往往是精英教育，而非有教无类。倘使抽象有理想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成为建议，仅仅是学者书本上的语词，缺乏言行合一的行动能力，那么这个民族沦为几流民族也不难想象[4]。具体的理想作为要求，却是当代西方国家宪法法院经常处理的事情之一，例如究竟在人权理想还是美好的生活环境之间如何取舍，在法治国理想与社会福利国之间如何取舍，一旦哪个理想胜出，便从要求变成实际行动的命令[5]。同理，如果任何学者强调有理想的必要性，而没有提出作为要求，作为可参与到同其他理想进行权衡的具体理想图景，就无法成为学理上论证的对象，进一步也就无法为实践活动提供具体的指引。在这个意义上，当“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表述为：中国法律应该有理想图景，不论是什么样的理想图景时，它确实具有道德命令的优点，尽管这样一种道德命令具有最强的康德哲学的色彩，且无实践规范能力。而如果表述为：“中国法律要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这一要求时，暗示着提出要求者同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作为可参与到学术批判和实践权衡的一个理由，否则所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既不具有道德命令的特征，即便具有又缺乏主体特征，同时也不能为学理上深入批判和法律实践上进行权衡提供具体的理想[6]，其结果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宏大叙事”。因此，任何人在当下强调理想的重要性，希望自己的强调成为学术实践和批判深入下去的行动理由，抑或说通过批判生成新的理想，具体的理想就都是必须被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