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基于听众研究的视角在关于司法过程的研究中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具体来说，基于听众及其接受的分析还具有自身特殊的优势：（1）该理论为那些主流的司法行为理论模式提供了动机上的分析基础。对听众的关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官致力于作出那些基于好的法律或者好的政策的司法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相似的司法行为理论模式可以得到另一种理解。（2）该理论有助于理解不同理论模式之间的争议问题。各种司法行为的模式之间有着一些不同观点，例如，法律和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比重，法官应当如何选择策略等等。法官一听众的观点可以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3）基于听众的分析理论可以解释那些偏离于主流模式之外的一些司法行为。源于那些主流模式的司法决策理论有些是不完整的，甚至有些是错误的。法官和听众的关系则可以弥合其中的空白或者纠正那些偏差之处。（4）该理论可以为探究司法行为提供新的导向。这些导向不仅涉及到影响法官的听众，而且还包括其他的问题。因此，关于法官选择基础的经验性研究得以扩展。总之，法官拥有赢得其听众赞同的动机，这可以充分分析其司法裁判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关于法官及其听众的思考可以扩展对司法行为的理解。[14]（P22-23）“从实践行动和社会的多样性角度来说，正如新修辞学所理解的，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听众的信奉（adherence）以追求我们的实际目标。……听众并不是要改变自己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其他深信的观点，而是应当决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与言说者合作，以此来达到特定限制的一般目标。这就是‘达致’（eliciting）或者‘增加’听众信奉的含义所在。”[15]（P51-52）作为司法过程的集中体现，判决书的说理和论证也必须重视听众的感受及其接受程度，而对不同听众采取的不同修辞策略也决定着在微观层面上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具体运用。
在修辞学的研究中，听众有着多种分类，其中基本的区分是普遍听众（又译为普泛听众，universal audience）和特殊听众（specialized audience）。普遍听众是在特定领域内的广泛群体，其特点是具有较为完备的知识和较高的理性，这种群体可以对言说者的主张进行是否为“真”（truth）的鉴定，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判断，所以，普遍听众也被称为理想听众（ideal audience）。“普遍听众意味着一群能回应逻辑的谈话的合乎理性的人。这一类型的论证，尽管是对形式逻辑的补充，但是并非使用计算器的计算。相反，它是以影响特定听众为指向的劝说推理。因此，言说者了解其听众是基本的要求，这种了解间接地取决于主题事实。”[16] （P40）与普遍听众相对应，特殊听众则侧重于在具体场景中和具体条件下的群体，他们针对特定的观点表达意见。如果说普遍听众是理性成分比较多，那么，特殊听众则具有更多的感性成分。这种区分正好与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分野相对应。可以说，消极修辞针对的是普遍听众，而积极修辞则主要面向特殊听众。具体到判决书的写作来说，其所面对的听众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法律职业群体和非法律职业群体（包括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这两个群体大致可以对应于普遍听众和特殊听众，同时决定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各自的整体定位。一方面，就法律职业群体来说，这是法官进行判决书写作时的重点考量之一，特别是对于具有相关权力的其他司法机关，其对判决书的接受程度对案件的审理还是有着较大影响的。“法律家……的主观判断必须经受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批评和监督，必须迎接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性判断的挑战和第三者的择优选择，因此，客观而正确的法律决定终将在主观与主观的碰撞砥砺过程中出现。”[17] （P221-222）法律职业群体大多长期从事相关的司法实践，无论是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而且，通过长期的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法律职业群体形成了理性、冷静和客观的思维品格，具有“普遍听众”的主要特征。“对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客观、非个人化。同理，解释之客观性是以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解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为前提的。”[18] （P255）面对这样的听众，追求平实与准确的消极修辞是当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就非法律职业群体来说，判决书的写作也需要照顾到其接受程度。非法律职业群体中，当事人是与判决书联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对判决的理由和结果都十分关注，是特殊听众的典型代表。当事人是否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判决书，同样对法官裁判案件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说相关法律职业群体是从司法权力方面影响判决书写作，那么，当事人则是通过诉讼权利的运用来影响判决书的修辞策略的。特别是其中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对于法官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这些诉讼权利能够启动其后的整个诉讼程序，对主审法官及其在法院中的业绩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法官从快捷解决纠纷、保证自身成绩的现实角度出发，也需要尽可能地获得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除了运用诉讼权利之外，强势和弱势的当事人还会用不同的方式影响法官，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当事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也会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诉讼当事人力量的强弱指标包括当事人对社会资源占有量、诉讼经验的多少、当事人人数等等。消费者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造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对判决有着重要影响。当然，所谓的强弱也是相对而言，弱者还可以引入法律之外的力量来提升自身的实力，这一过程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拓展弱者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其二是运用某些非常规性手段，直接占据某种合法性的制高点，从而取得局部或者全局的主动权，例如媒体。[19]（P537-539）无论当事人的具体特征如何，缺少相关的法律知识和长期从事司法活动的经验都是其典型特征。这也就决定了作为普通社会公众的当事人对判决的理解主要是感性的、零散的，甚至是片面的。高度抽象概括的法言法语很难获得其理解。相反，适当的运用积极修辞却可以提升其接受判决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于非法律职业群体的另一层面—社会大众，也同样适用。例如，在援引《孝经》作为判决理由的案件中，法官在引用《合同法》相关条款解决案件定性问题之后在判决书中表示，《孝经》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现代社会应更加提倡。这种加强性的理由说明，不仅可以使得当事人更加准确地理解案件性质和判决内容，更可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而这种做法正是积极修辞中的“引用”手法。简而言之，面对着作为特殊听众的非法律职业群体，积极修辞的恰当运用可以对判决书的写作发挥一定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