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区分在法律文书的写作中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著名法律文献专家加纳在论及法律文书写作时就认为，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时代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修辞传统，一种是华丽而雄辩的亚洲式风格，现实详尽阐述的对比、复杂的句式以及词义与声音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阿提卡式风格，表现为精炼的对话、简洁、有节制又不包含复杂晦涩的内容。“也许以英语为其主要语言的法学人过于频繁地采用了华丽的风格。……不管法律用语对于法律传统意味着什么，现代读者—甚至法律书籍的读者—更喜欢阿提卡式的风格。我们喜欢朴素的东西，我们对于那些华丽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烦。法律读者崇尚直接，而讨厌巴洛克式的花饰。”[4]（P8）无论个人偏好如何，亚洲式风格和阿提卡式风格实质上就对应着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种分类。加纳的这些论述也从侧面说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能够在判决书写作中发挥具有相当价值的借鉴作用。
在明确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基本含义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具体探讨二者对判决书的写作具有何种意义。就消极修辞而言，判决书属于事务性文体中的公文，应当以消极修辞为主。“公文语体以记述为特征，并不追求语言的‘艺术化’，它主要运用消极修辞，积极修辞手段则很少运用。”[5]（P395）事务性文体就其作用而言，它是诉诸于人们的理智，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即需要现实执行的。所以，对于通用、专用公文和日常应用文，人们常常以准确、简明、平实、严谨为标准；事务性文体则是应在“通”上下功夫，把搞好消极修辞作为主要目标。[6]（P99）这是消极修辞对于判决书写作的宏观意义和整体定位，其具体意义可以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消极修辞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距。客观事实无法从终极意义上重现，在判决书中的表述如何最大限度地复原客观事实，就需要运用消极修辞对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说明。消极修辞是以准确的语言来描述法律事实，相比于积极修辞的灵动和感性，这种理性描述是更接近于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的。“法律文书的事实部分是基本的且最主要的内容，也是阐明理由进而得出结论的客观基础，制作时必须根据特定的人和事选取相应的真实材料，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既不能虚构也不能歪曲。一定要实事求是，无丝毫增饰。”[7]（P4）另一方面，在援引法律规范时，消极修辞有利于法官依据严格的逻辑关系处理具体的案情，进而得出合法与合理的判决结论。“司法语言在表述法律内容的时候，必须十分重视逻辑推理，注意遵守逻辑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遵守各种推理规则，在词语运用和复句、句群表达上要严格按照思维的逻辑法则组织语言材料。”[8]（P50）
虽然判决书的写作应当以消极修辞为主，但是，也并不完全排除积极修辞的运用，因为后者对判决书的写作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例如，积极修辞可以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近年来，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层出不穷，但是，这些案件中获得大众广泛认可的却比较少，“许霆案”和“彭宇案”就是其中的典型。这说明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出现了问题，任由这种情况发展，将对整体的法治进程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而要加强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沟通，除了实体性判断之外，通过判决书的说理与论证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从刘涌案件的改判引起的社会反响，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社会公众对于惩罚公正性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来判断的。因此，只有理由详尽、论证充分、推理得当的判决书，才能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达到宣扬行为准则、教育公众遵守法律的目的。”[9]（P175）而要达到这种要求，判决书的写作就不能仅仅使用“法言法语”，而应当照顾到特定社会公众的理解能力，也就是注意积极修辞的运用。而积极修辞的恰当运用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方面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例如，台湾地区的新竹法院就引用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来调解母子之间的纠纷。无独有偶，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家庭房产纠纷案时，首次在判决书中引用儒家经典《孝经》。这一做法不仅妥善解决了纠纷，还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