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写作中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孙光宁

　　一、两大分野：来自修辞学研究的关照与启迪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和法学研究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论证的背景下，判决书的写作（尤其是其中的理由说明部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就认为，人民法院要“加强和完善审判与执行公开制度。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而如何说明判决理由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目前的成果来看，对于如何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这一问题的分析更多地是集中在实体层面，包括提升法官素质、创制激励机制、加强庭审对抗等等。对于从表达形式方面来探讨判决书写作，目前的成果还是偏少。实体层面的改进措施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判决书写作的形式也不应被忽视。中华文化向来重视“文以载道”，恰当的表达方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实体问题的解决，而这也正是修辞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借助于修辞学的成果，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目前判决文书的写作。

　　在借鉴修辞学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确定“修辞”在不同层次上和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在宏观层面上，修辞是一种通过语言等方式进行人际交往的途径，是提升表达效果的一种过程。“修辞就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言语环境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言语交际行为。”[1]（P1）这种抽象意义上的修辞含义强调言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交往关系和过程。而另一种微观意义上的修辞则主要是各种具体遣词造句的技巧，例如比喻、排比、拟人、夸张等方式。这两种意义上的修辞只是由于研究上的方便而进行的分类，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宏观意义上和抽象意义上的修辞是合二为一的。对法律修辞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演说者须使听者用某种态度对待他，这个办法在诉讼演说中更为有用，因为当人们抱友好态度或憎恨态度的时候，抱气愤态度或温和态度的时候，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不是完全不同，就是有程度之别；当他们对他们所要判决的人抱友好态度的时候，他们不是认为他没有罪，就是认为他的罪很小；当他们抱憎恨态度的时候，案情就相反。”[2]（P75）当然，在微观层面上的修辞也有具体分类，多数情况下强调的修辞技巧等内容大致属于积极修辞的范畴，与之对应，缺少各种修辞技巧的直接适用则大致是消极修辞的表现。在这里就涉及到修辞学中“两大分野”的问题。

　　在中国修辞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大分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一界定是由中国修辞学研究的泰斗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做出的。在这本最初出版于1932年、历经十几版的巨著中，陈望道先生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对两大分野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就具体含义而言，“大概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必须合乎理论的联系。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常轨：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说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够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已经也可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3]（P37－39）可以说，消极修辞是各种修辞手法和技巧的隐性适用，它强调的是利用平实的语言和文字来准确（甚至精确）地进行表述，抽象的形式逻辑语言是其最高级的表现形式。相反，积极修辞则是强调各种修辞手法和技巧的综合运用，通过引发联想（甚至幻想和激情）来实现最优的修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