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议会不同的是，法院不只是一个投票的地方，而首先是一个说理的地方。在这里，只有法律和理性才有发言权；级别再高的官员也不得不用法律为自己辩护，而不能以权压人。一位名符其实的法官其实就是说理的典范，每一篇司法判决都应该成为法理分析的杰作。通过秉公释法，法官让平民百姓看到，法律是有用的，说理是有用的；求人、上访乃至暴力抗争则不仅代价高昂，结果也极不确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大多数才会一改信人不信法、畏权不畏理的戾气，认真对待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用说理而不是巴结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旦法律制度和大众利益通过司法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制度就在社会大众那里找到最强大的捍卫者。也只有这样，中国制度改革才能突破停滞—革命的窠臼，步入良法淘汰恶法的连续渐进过程。

　　法院要成为一个说理的地方，必须满足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基本条件，而这些正是中国司法改革应该坚持的方向。对外，司法必须保持独立，否则根本不可能抵御权力干预。在权力依附的司法环境下，法官只能是长官意志的傀儡，甚至是违法腐败的帮凶，怎么可能担当起不畏强权、依法裁判的重任？又如何能通过说理树立自己的社会威信？事实上，邓玉娇等案件的教训表明，如果法院不能抵制行政干预，那么即便判决结果“让人民满意”，人民对一份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的判决还是照样不满意、不尊重。要让法院生产说理合格的司法判决书，法官必须能够排除一切外在压力的干扰，无论是来自法院内部还是外部。这就要求从制度上保证法官和法院的独立性，让法院超脱于政治、人事、财政等外部权力关系漩涡，让法官超脱于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等各种内部控制，直接对自己的判决负责。换言之，司法职业化改革是实现司法理性的外在必要条件。

　　当然，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外部独立不等于法官内在良心独立。在法官人格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可能恰恰会削弱外在监督，进一步加剧司法腐败。这也是司法职业化改革一直面临的难题。然而，如果因此而搁置职业化改革，那么法官人格缺失和权力干预之间就形成一对“鸡生蛋、蛋生鸡”的两难悖论。事实上，除了在进人关口把握好职业素质之外，法官监督的最有效方式是司法公开，包括判决书公开，而未必需要通过直接的权力干预。恰好相反，权力干预往往会产生更严重的公权滥用和腐败，因为司法不公开是司法不公的最大避难所，而秘密审判、内部干预正是一个权力体制的必然特征。只要保障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权利，案件的相关事实都能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再狡诈的不良法官也写不出一份天衣无缝的枉法裁判。因此，遏制司法腐败的法门不在于限制法官独立性，而恰恰在于强化司法说理、审判公开与社会监督，进而使司法审判彻底脱离权力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