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利伯曼认为：“纸面上的法律，究竟能对现实产生多少实效？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的频率，并不建立在它是不是一种‘法定义务’之上。”而德国法学家汉斯也坦言：“我相信，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帮助小悦悦，答案不会是‘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或是‘否则会有人起诉我’，而是‘这是一种他人需要帮助时的自然之举’。”以此观之，西方社会中的“救人意识”，绝非主要通过“立法”塑造。{15}
四、道德滑坡的应对之道：刑法的立场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人大代表提出，刑法中需要增设“见危不助”罪名。十二年来，学界与媒体对此多有讨论。{16}“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在愈益显化的道德恐慌面前，赞成者开始变得人多势众，似乎在当下中国见危不救不入罪已经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挽救国人日渐衰落的伦理道德。但实际上，刑法作为社会控制的最后防线，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必须恪守自己的底限，否则，不但无法拯救国人日渐衰微的道德，反而会拔苗助长，造成道德滑坡的加剧。
不难想象，如果见死不救或见危不助，成为刑法中的罪名，旁观者大可遇事就躲着走，一走了之，以免牵扯上太多麻烦；连打电话报警的可能性，都会大大降低，立法者虽有良法美意，但难逃弄巧成拙的结局。实际上，对见义勇为的保障更宜以激励和倡导的方式进行。在这一点上，加拿大的《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或许可以给我们比较好的启发。为了鼓励见义勇为，该法第二部分“保护免受责任”条款，并明确规定：“自愿和没有报偿或奖励而提供服务不对因人的疏忽（行动或不行动）的损伤负责非损伤由人的重大过失造成。”在这一条款的保障下，见义勇为者不用担心做好事会惹祸上身，从而消除了见义勇为的顾虑。笔者以为，对于维系我国日益滑坡的道德而言，借鉴加拿大《好撒马利亚人法》的上述做法，为见义勇为者解除后顾之忧，或许效果更佳。
从刑法哲学上来说，刑法的归刑法，道德的归道德，而不是强调刑法对道德的介入，才是刑法在对待道德问题上的恰当之道。在“道德恐慌”阴影下，刑法切忌随舆论左右摇摆，一味讨好民意。否则，仅凭所谓的“民意”而贸然将见危不救入罪，可能会降低道德的格位而弱化了道德，并会招致人们对刑法的诘责。面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见危不救入罪之声，刑法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冷静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