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形象
——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
雷勇
【摘要】梁启超的现代国家思想深受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影响。以伯伦知理为代表的19世纪德国国家有机体论者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政治哲学传统，认为国家不是理性和意志的发明创造，而是“道德-精神的有机体”，并具有道德和法律人格性，因此他们反对霍布斯、卢梭和沃尔夫的社会契约论，反对以自然法-理性法为基础的国家机械论。梁启超在学理上没有真正厘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和思想渊源，尽管他在伯伦知理那里看到了现代国家形象，但在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向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转变的“跨语际实践”中误读了伯伦知理。
【关键词】国家比喻；国家形象；国家有机体；道德-精神有机体；社会契约论
【全文】
一、引言
公法思想和着述的核心是国家形象。而作为抽象物，国家仅从它自身却很难加以理解，因此只有借助于比喻或类比，才能更好、更形象地认识国家。康德也承认，作为理性概念的例子，“国家概念”只能“象征”地加以理解。[1]然而，不同的国家比喻显示着不同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观念。近代西方基于不同的政治哲学存在过两种不同的国家比喻，即国家机械和国家有机体。其中，国家有机体比喻曾帮助梁启超理解现代国家的形象，使他走出儒家的“天下”观，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宪政的民族国家。
“现代国家”这一术语源自德国19世纪着名公法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2]伯氏是德国国家有机体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国家学说经19世纪后30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等多人的大肆宣扬，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建国的官方学理依据。[3]他在1874年为受教育的德国青年们宣传现代国家知识而发表的简本《为文化人的德国国家学说》，其第一部分“一般国家学说”被他的日本学生平田东助翻译成日文，后又被吾妻兵治转译为汉文。1899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续选载了吾妻兵治的汉文本。[4]被日本人“跨语境实践”的伯氏国家有机体理论遂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成为梁启超从儒家传统政治哲学向现代国家思想转换的理论基石。在1902年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甚至把伯伦知理与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等相提并论，认为正是这些西方学人的学术势力左右了世界发展，并引领人类进步。他在论述伯伦知理时断定：
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1}(P.558)。
这段文字表达了梁启超对伯伦知理和卢梭的认识和理解。诚如梁启超所言，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正是驳斥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而成为德国1848年革命后国家学说的典型代表，影响近20年。[5]正是在伯伦知理那里，而不是在卢梭那里，梁启超才真正明白国家的界说、性质及精神作用。
近代西方，如果说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为近代国家开辟了以自然法-理性法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路线的话，那么德国浪漫派（亚当·穆勒、施勒格尔等）和历史学派（赫尔德、萨维尼、伯伦知理等）则开辟了基于历史-有机方法的国家有机体理论路线。这两条路线针锋相对，实质上是一场由“自然与人为”引发的有关现代国家理论的冲突。而这两种理论不同程度地混杂在梁启超的国家思想中，使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心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2}(P.86、89)，因而经常“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3}(P.1075)。梁启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缺乏像他老师那样的深邃思想，但他具有思想家的敏锐。他与自己之间的挑战，其实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挑战，是伯伦知理和卢梭之间的挑战，是国家有机体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之间的挑战。
本文的主要议题是，探讨梁启超从西方现代国家概念谱系中摄取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在原生学意义上的西方背景和思想渊源，并在此框架下检讨梁启超摄取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
二、自然与人为：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有机体论到霍布斯的国家机械论
正如梁启超所言，把国家比喻成有机体，从而把国家理解成有机体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6]自国家成为人类思考之物起，在古代欧洲文化圈中就一直存在着“有机的国家理论”。[7]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就是政治动物”这一论断出发，认为人类和一般动物以及植物相同，最初是互相依存的男女出于生理的自然，而不是由于意志（思虑）的必须结合，男女之间的这种自然关系连同因自然差异（理智、体力等）而产生的主奴关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合）结合成“家庭”。为了适应更广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成为“城市（城邦）”，社会因此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因人的自然本性而自然（历史）形成的社会团体当中，人类便可以获得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4}(P.4-7)。亚里士多德指出：
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4}(P.7)。亚里士多德于是得出结论：
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4}(P.7)。
由此可见，城邦不是基于人类理智的制造物，而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自然演化、自然生成之物。城邦（国家）是一个更大的人。人只有在社会团体的终点即城邦中才能最终完成他的存在目的，显现他的自然本性，即生来就有合群性的政治属性。亚里士多德还发现，人之所以比其他群居动物更能结合成更高的政治组织，其原因在于，人类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有辨认力，而家庭和城邦因此才能结合。过上城邦政治生活的人必须能判断是非，维持正义，遵守礼法，才能成为最优良的政治动物，城邦的政治生活才能正常运行。因此，城邦的政治生活就是一种德行生活：为了“优良的生活”。这意味着，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却先于个人和家庭。而就本性而言，全体必然先于部分。对此，梁启超评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