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代际正义的忽视
桑斯坦指出，人们往往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远期”问题而非“紧迫”的问题。公众和政治家往往认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意味着当代人要立即承担成本，收益却主要由后代的人获取。公众和政治家无论有怎样的道德情操，也通常不情愿为后代人做这样的付出，他们宁愿去假定在未来不会发生那最差的情形。[20]
桑斯坦也论及代际中性原则（principles of intergenerational neutrality），要求平等对待每一代公民，特别要考虑对每一世代最弱势群体的保护，当代人有义务认真对待后代人的利益。[21]但在气候变化政策领域还是容易忽略代际正义的关照，会认为思忖气候变化问题无异于去做忧天的“杞人”，会认为“也许会有一场环境浩劫，也许不会。我无所谓。我只会按我想要的方式过我的日子”。[22]而这使得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缺乏足够的推动力。
（四）全球公共问题中的“搭便车”
桑斯坦指出，美国并不认为自己将受到气候变化引起的最严重损害，美国的农业会因此成为赢家，其他国家会比美国因气候变化受到更多损失。美国人对最贫穷国家人民生命价值的估价，只是对美国人生命价值估价的1/2000。[23]美国至今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
这揭示出“公用地悲剧”的问题，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化的思维，本土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气候的改进，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因此各国都倾向于从别国的减排中获得好处，而自己不愿做出更早、更多和更积极的努力。[24]
中国在作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同时，坚持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认为发达国家在二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无约束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25]这说明，在视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国度，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言，气候变化等风险规制政策依然在政策议程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三、探求风险治理的因应之道
在《最差的情形》一书中，桑斯坦不仅分析了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对最差情形的反应，探讨了风险认知与风险规制中议程设定的关联，还努力探究了风险规制的因应之道。桑斯坦探讨了在风险规制领域适用预防原则的可能性，指出当风险具有巨灾性最差情形，或面对不可逆的危害时，即使现有信息不足以使规制者对发生风险或危害的可能性作出可靠判断，仍可以采取特定措施以消弭这些风险。[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