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于感同身受、被媒体广泛报道、有可能切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险，会有更强的认知。在中国论及食品安全风险时，我们会联想到三聚氰胺事件、加罂粟壳的火锅底料、“皮革奶”；当日本2011年3月因地震导致核电站爆炸后，我们会在脑海中会想象出人们遭受辐射污染的可怖后果。在发生相关事件后，相关风险存在被公众高估的可能。
尽管可能看过诸如《2012》、《后天》之类描述气候变化现象的大片，但我们很少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直接亲密接触，很难去洞察气候变化与特定危机事件的关联度，很少有鲜活的意外事件或形象来激发我们对气候变化的想象。[7]如桑斯坦指出的，“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都是较为抽象和中性的表述，对严寒地区而言“变暖”甚至是一件好事。[8]气候变化很难激荡起人们内心的情感波澜，公众有低估气候变化风险的可能。
（二）概率思维
桑斯坦指出，人们有时候会忽略对风险概率的算度。特别是当事物涉及强烈情感时，所考虑到的往往是风险可能发生的“最差的情形”，而非风险发生的概率。当人们遭遇到高度形象化的小概率风险事件后，容易使人忽略概率判断，使人高估风险，乃至认为风险百分之百会发生。[9]在美国，人们会在911事件后高估恐怖主义的风险，在日常生活中低估气候变化的风险。
基本概率是“在整体中，一个事件发生或一个特征出现的相对概率。”[10]受众会看到有关风险议题的报道，但无法获知自身碰到特定风险的基本概率。在中国，当受众看到媒体关于食品掺假、假劣药品等报道的“信息流瀑”，面对这些忧心忡忡的描述，每每不会去思考事情发生的先验概率或基本概率信息，而在报道直接刺激下做出判断，认为食品药品都存在隐患。概率思维会促使风险决策中产生系统性认知偏差。
（三）情绪效应
情绪的起伏往往是媒体、社会与公众互动的结果。在媒体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经常会去夸大风险而非减少风险，在媒体叙事结构中往往塑造出受害者——坏人的话语体系，将受害者塑造成需要从坏人之手解救出来的样子，将侵害者的形象予以“妖魔化”。[11]当媒体和社会舆论认为公众面临某种风险时，公众久而久之会认为自己的确面对这种风险，公众之间的讨论则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这种认知，点燃公众对不公平行为的怒火。
桑斯坦指出，愤怒对人们反应的影响，大致相当于风险程度在数量上增长2000至4000倍的影响。这种情绪反应并非一种原初性的事实，而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12]在中国晚近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报道中，每每将企业塑造成“无良商人”的形象，将消费者塑造成“受害人”的形象，从而赢得了各界对此问题的日益关注。而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的确很难找到某一个特定的加害人，气候变化涉及公共和私人空间中的无数人的无数次决策，涉及人与自然的互动，人们会认为无生命的自然界亦对气候变化难辞其咎，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