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事制度的流弊
明代中期以后监察机构人事流弊也成为制度异化的重要推手。其一曰，监察官员逐渐陷入门户之争、朋党之害；其二曰监察官员坚守以道德判断政事，阻碍行政革新。门户之争与监察机构人事任用与考核制度密切相关。门户观念与朋党之争历来是中国传统士林的弊病，也是科举考试制度无法避免的结果。明代台院督御史、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巡按以及监察各司官员要么进士及第选授，要么由阁僚荐举后任命。无论是科举，还是荐举，必然形成人事依附观念，即门户。在进入仕途之后，因考试产生的门生关系、同僚关系、同乡之谊聚结在周围，逐渐形成官僚小集团，即所谓朋党。监察机构选人制度也逐渐受到门户观念的影响而异化，选官者要么贿赂成风，要么“假公典授私属”。“世宗之际，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17] 阁臣“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友、党羽，有所欲为，必托之论罢。”[18] 至万历年间，“每遇科道员缺，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迎者授之。”[19] 嘉靖之后，内阁大学士之间因首辅之位逐渐形成党争。阁臣之中谁能够掌控监察机构、引导舆论，在权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如嘉靖时，严嵩即在监察机构内部安插自己亲信鄢懋卿、胡宗宪担任御史或者巡按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20] 徐阶力图去除严嵩，自己入阁，于是“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弹劾严氏父子。”[21] 由此开始，科道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犬，对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政敌，在内阁首辅或者本帮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更有甚者，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天启初，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贤专权用事，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其他科道官员如崔呈秀、倪文焕、石三畏等，御史王绍徽、崔维华等人，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马之劳。[22] 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监察机构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监察机构经久形成的人事流弊还表现在监察官员流于空谈。一些监察官员因舍命谏言，而获得皇帝、士林乃至天下好评，声誉等身。本来，这种“社会性收益”有助于激励监察官员自觉履行职能，但时过境迁必然会出现为了“声誉”而谏言的问题。明后期更多监察官员则“讪君卖直”，就是并不是出于忠于皇权及社稷长远利益，而是处于自私自利之心，以毁谤人君及大臣的方法，为自己博取正直的声望以及升迁的资本。[23] 有的给事中“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24] 结果导致言官“依附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与之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纠劾对象越是位高权重，监察过程越是凶险万分，越会受到社会承认，以至于一些御史、给事中专劾皇帝与阁臣。由于指责帝王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廷杖、谪贬随时都会因为龙颜大怒变成现实的后果。明中期之后，遭到皇帝处罚的监察官员越来越多，处罚也日益严重，促使监察队伍对于朝廷的责任日益淡薄。明中期后言官所谏之事，多与国家大事无关，进谏要么直接从皇帝处授意纠劾官员，要么空话连篇，或者为了党争打倒对立政敌。有些言官纠劾有司皆承皇旨而行。“孙敬，兵科给事中，云天顺中科道纠劾，多出上旨，或召对面谕，切戒以勿泄。”[25] 明英宗杀于谦，事前让给事中王缜上书举劾。[26] 张居正在隆庆朝上书指出：“又每见督抚之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蔓延数事，或更置数官。……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27] 章疏“往往过于修饰，过于冗长，过于奇僻，过于隐秘。”[28] 侃侃而谈，却不涉紧要事务，“天下竟为虚文所束缚。”[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