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哲学的兴起，为诠释学带来了新的解释范式，这意味着，解释是两个主体—诠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文本意义是二者共同创造的产物。“主体间性”的概念最早由胡塞尔提出，但将其在诠释学本体论上发扬光大的是海德格尔。为了克服“主客二分”哲学观的缺陷，海德格尔提出了“人是此在”的重要论断，构建了“主客共融”的诠释观。一方面，作为“此在”的人通过理解作为“彼”的世界而理解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因人的理解而获得存在的意义。[13]于是，“理解”将“此在”的人和“彼在”的世界联结起来，只有发生理解，才可能有存在的意义。据此，文本意义并非先于理解而存在的客体，而是“此在”理解的产物。站在恩师海德格尔的肩膀上，另一位哲学巨匠伽达默尔进而建立了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认为，对文本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传承物（即文本，笔者注）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传承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14]他提出，读者总是根据“前理解”来理解文本，这种前理解构成读者的视域，而文本也具有其独立的视域，只有当读者与文本的在平等的对话中实现视域融合，解释才告完成。换言之，文本的意义并非作为客体而存在，而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主体间关系—视域融合—之中。“主体间性”诠释学对当代文本解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交往美学、接受文论、归化翻译理论等的提出，皆被认为受其推动。
传统的刑法解释理论，无论主观论、客观论还是折衷论，都属于“主客间性”范式。一方面，在读者与法律意义的关系上，主、客观论的解释目标都是读者意识之外的客体。主观论其实就是作者中心论的翻版，“立法者原意”就是立法者在立法当时已经固定了的思想形态，这是不为读者的意志而转移的。对客观论来说，刑法文本的客观意思或目的往往表现为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社会集体意识，自然不被作为个体的读者意识所左右。另一方面，在法律解释的任务上，传统理论认为解释只是澄清、发现法律文本的意思。基于传统罪刑法定的思想，司法造法是被严格禁止的，因而刑法解释只是发现而非创造法律。对主观论而言，解释就是重寻历史上的“立法者原意”，这是一种类似于考古发现的工作；对客观论而言，法律的客观意思是当下已经形成的社会观念，读者只能到社会生活中去发现法律，[15]也无创造的余地。
显然，传统刑法解释学本体论上的预设范式，与当代哲学诠释学的发展相脱节。但刑法研究并非要亦步亦趋地追逐哲学潮流，“主客间性”范式是否科学，“主体间性”范式是否可行，还必须结合实存的刑法解释现象来讨论。
三、“主客间性”刑法解释范式的困境
如果将研究的视点回归于刑法的解释实践中，我们将发现，传统刑法解释所遵循“主客间性”范式无法说明刑法解释的实践现象。
（一）刑法意义的流变性困境
根据“主客间性”范式理论，法律文本结构和立法背景是客体的现象，法律意义才是客体的本质，法律解释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活动。虽然本质决定现象的变化，但由于现象和本质是表里关系，若现象不变，意味着本质也不变。从这一逻辑出发，刑法文本一经颁布，文本的结构和立法背景等现象即被固定，作为本质的刑法意义也应当是稳定的。然而，刑法解释实践表明，刑法的意义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是“主客间性”难以说明的。
所有刑法的概念都包含了价值判断，由于解释者的价值观总在发展，概念的含义也随之演变—这便是刑法的流变性。传统学理将法律概念分为记述性和规范性的概念，认为只有后者的判断才需要评价，这显然有失偏颇。任何法律概念的解释，无论记述性还是规范性的概念，其本质都是在判断概念与生活中某种具体事物的涵摄关系，而在这些涵摄关系的判断中，表面上是进行“概念A是否涵摄事物a的事实判断，但这种就事论事的判断根本无法得出结论，读者实质上还要进行”若认为概念A涵摄事物a，则所致的裁判是否妥当“的价值评价。涵摄只有被评价为妥当，该种关系才可能被认可，相关的解释才可能形成。如“入户抢劫”中的“户”，这是一个记述性要素，但当我们解释“帐篷”是否属于“户”时，并非抽象地考虑帐篷是否符合“户”在词典中的含义，而是考虑—若“户”包括帐篷，则进入帐篷抢劫的行为将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而处罚，这种处罚在价值上是否合理。若解释者认为加重处罚是合理的，他才会认为“户”包括帐篷；反之，就会将帐篷排斥在“户”的范围外。所以，无论是解释记述性还是规范性概念，解释者总要进行价值评价，即假设某种理解可能导致的裁判，进而评价这种裁判是否正当，并以此来决定对概念的含义。
由于价值评价总会随解释者的经验而变化，这就必然引起概念含义的变化。以79年刑法盗窃罪中“财物”与计划票证的涵摄关系为例：79年刑法实施初期，国家实行单一的计划配给制，当时人们认为，单纯盗窃计划票证不构成盗窃罪；[16]后来，国家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人们又认为，盗窃计划票证构成盗窃罪；[17]1993年之后，国家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盗窃计划票证的行为逐渐从司法视野中消失。这样，盗窃罪中“财物”与计划票证的涵摄关系，经历了“不包含→包含→不包含”的历程。因为法院在解释“财物”时，实际上要进行“将盗窃票证作为盗窃罪处罚是否正当”的价值评价，而这个评价会随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而改变：在实行单一计划配给或全面市场经济的年代，计划票证都没有经济价值，将盗窃票证作为盗窃罪处罚是不妥当的，因而法院认为票证不属于财物；在双轨制的年代，计划票证具有弥补计划供应价和市场价间价差的作用，相当于有经济价值的财物，因而法院认为票证属于财物。由此可见，每个概念都具有暗流式的结构—其表面稳如磐石，但内里却随解释者的经验而不断流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学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概念就象挂衣钩，不同的时代挂上由时代精神所设计的不同的‘时装’。词语的表面含义是持久的，但潮流（概念内容）在不断变化。”[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