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原型理论及其隐含的逻辑，法官只是适用法律，从不创造法律—那是立法机关的工作和责任；因此有了严格的三权分立的理论。这个源于刑法的理论原型控制了法学家对司法的想象，乃至伟大的韦伯悲观地预测，未来会出现自动售货机型的司法和法官［‘］。而事实上法官如何裁判案件，是基于法条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抑或其他？波斯纳对此的看法是：
有许多司法行为的实证（即描述的，有别于规范的）理论。它们的主要关注点，如同人们可能期望的，就在于解说法官的司法决定。这些理论有态度理论（attitudinal theory ）、战略理论、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组织理论、实用主义理论、现象学理论以及，当然了，我所谓的法条主义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各有优点，都汇入了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决策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也都有所夸大或不完整。而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理论中缺失的—即本书努力填补的空白，尽管有些只是对这些现存理论的重述和微调—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现实的且适度折衷的解说。在非常规的案件中，法官实际上是如何得出其司法决定的：简而言之，一种实证的审判决策理论{2}
二、“法条主义”不是“实用主义”的悖论
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均由来已久。法条主义肇始于18至19世纪并作为欧洲理性主义产物，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大约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是美国第一个实用主义组织’形而上学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他参与和分享了皮尔士、詹姆士等人对实用主义的一些理解，并把实用主义的一些原则运用到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5}。但法条主义的裁判模式一直以来都为大多数法官们所“标榜”，至少“法条主义仍然是法院关于司法行为的’官方‘司法理论” {3}（P.38）。
众所周知，法条主义的裁判模式，就是对法及其适用过于机械和简单化的理解，那么司法的过程，就类似街头的自动售货机（比喻法及其适用）那样：你往里面投进硬币（即案件事实及其证据材料），下面就会出来一个你想要的那听饮料来（即案件的判决结论）。大前提（法律规范）、小前提（事实证据）和结论（判决结果）。所以，波斯纳指出：“理想的法条主义决定是三段论的产品。法律规则提供大前提，案件事实提供小前提，而司法决定就是结论。这条规则也许必须从某个制定法或宪法规定中抽象出来，但与这个法条主义模型相伴的是一套解释规则（’解释法则‘），因此解释也就成了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活动，清除了司法裁量”{3}（P.38-39）。而“在法律上，实用主义指的是依据司法判决可能产生的效果做决定，而不是依据法条或判例的语言，或依据更一般的先前存在的规则。因此，实用主义与法条主义对立—或看起来如此；……{3}（P.37；）但波斯纳却一方面强调”我所谓的法条主义理论“{2}，另一方面又明确表态：”我赞同一种实用主义的法理学“{6}（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