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称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该办法主要就审判责任的追究范围、违法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的确认和追究作出了规定。追究范围包括在案件受理、自行回避、申请回避、调查收集证据、证据保全、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记录、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案情报告、裁判错误、财产保全、先于执行、强制执行、诉讼文书制作、采取强制措施、拖延办案等活动中，故意违法或有重大过失的情形。违法责任一章规定了被追究责任者有独任审判员、合议庭人员、审判委员会成员、院长和庭长。违法审判责任的确认和追究一章则规定了判决、裁定和决定的确认机构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违法审判责任的追究部门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监察部门；责任的形式有令有关责任人作出检查、通报批评、纪律处分和刑事责任。但是，就当事人诉讼权利救济而言，该办法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它规定了违法审判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纪律处分，而惟独未规定民事责任。这样，当事人并不能因此而得到任何补偿。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无论是民诉法、国家赔偿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甚至说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的一部分，是以救济当事人诉讼权利为指导思想和目的性价值而制定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所追求的仅仅是实体权利和实体公正的实现，并未受到英美法系“救济方法先于权利”原则的启迪，也未体现大陆法系“如果被公认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则应予救济”的精神。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和价值选择的偏颇，就直接导致了民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普遍缺乏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规定。

我国法理学界还有四要素理论，即“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技术”。
参见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前引，公丕祥书，第334页。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79页。
李浩：《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2年民事、行政诉讼法学卷（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马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