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组阁后，即以宪政的名义，向清廷提出了朝命副署、“暂停入对奏事”和取消封奏（即奏折）三项要求，将矛头指向了这套直接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决策制度。[41]
《清实录》记载，1911年11月18日，即内阁成立的第三天，袁世凯即向清廷争取谕旨的副署权：“嗣后所降谕旨，凡关于某部事项，即著该国务大臣随同总理大臣署名。”[42]这是君主立宪体制下内阁的法定权力，但对于一贯以“寄信谕旨”方式发号施令的清廷来说，不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22日，袁世凯面奏“关于入对奏事暂行停止事项”的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皇帝“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在应奏事项上，“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唯一例外的是“关于皇室事务，如宗人府、内务府、銮舆卫、钦天监等衙门，暂仍照向章具奏，统由内务府大臣承旨署名。具奏后，仍即时知照内阁，但所奏以不涉及国务为限。”原来各衙门轮值的早朝也告停止，“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其值日办法，应暂停止。”原来负责接收章奏和传达圣旨的奏事处自然也在终结之列：“向由奏事处传旨事件，均暂停止。内外折照题本旧例，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谢恩、请安摺件及进呈贡物，仍暂由奏事处照旧呈递。”[43]
12月20日，袁世凯又上奏要求取消封奏（即密折）制度：“所有嗣后例应奏事人员，于奏事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勿庸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44]
《清史稿》说，经过上述改革之后，“大政施行，出自阁臣，朝命必待副署而行，章奏悉经内阁而进”，换言之，皇帝基本没有什么权力了。
以上奏和召对为核心的传统决策程序是为君主服务的，是君主为追求永远执政的产物，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然都不适用于宪政政治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死敌。事实上，袁世凯也是以宪政的名义改革传统决策制度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入对奏事”为主要形式的决策传统走到了尽头。据民初任职外交部的顾维钧先生回忆，袁世凯政府的“官方行文和前清一样沿用旧式文体，唯一的变化就是官衔的称呼变了。奏折和呈文现在是递给总统和总理，表达方式仍沿用前清旧习。”[45]至于传统决策制度的魂魄更没有随着清廷的覆灭而灰飞烟灭。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半个月内就在总统府设立了军事处，专门处理军事方面的重要事宜。后来又不满于国务总理的掣肘，改设政事堂（这是唐代宰相署的称呼），以便于自己大权独揽。[46]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孙中山《民权初步》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现代民主决策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一定的宣扬和普及，[47]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单位也多制订了各自的决策程序法规。[48]在中央，则设立中央政治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49]但在实际上掌握最高决策权的则是蒋介石及其侍从室（在江西“剿匪”时期则以南昌行营为决策中枢），指挥作战、发号政令乃至任命官员主要都是通过蒋介石的手令，所谓国民政府的五院听命而已。[50]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对待传统，可能决不是大而化之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一番更深层次的改造，方能推陈出新，真正推动社会进步。[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