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召对奏事”，主要从常朝和内朝的制度设计及实施方面，考察其决策功能及优劣之处。本书认为，召对奏事是中国古代最高决策的另一种重要方式。除了早朝、午朝等常朝之外，还有延英殿召对（唐代）、内殿引见（宋代）、御前奏闻（元代）、便殿奏对（明代），叫起（清代）等多种形式的内朝（便殿召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御前会议其实只是皇帝召对中极少数的情形，更多的召对只相当于皇帝的办公例会，主要处理日常政务，故不可一概视之为进行重大决策的御前会议。但在大臣参与、君臣面议（别于章奏）、皇帝决定这三点上，常朝和内朝则是基本一致的。

　　第三章“垂帘听政及其他”，考察非正常状态下的决策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帝乾纲独断外，垂帘听政、辅政、摄政、太上皇训政、太子监国、亲王或大臣留守等最高决策的非常情形曾一再出现。而且，与乾刚独断不同的是，后者均与皇权有一定冲突。为了协调二者的关系，对于此类情况下的最高决策多有比较完整的程序规定。这是中国古代决策程序立法的一大特点。

　　第四章“中国古代军事决策规则和程序”，主要考察中国古代军事决策类型和运作以及皇帝、文武大臣、前线将领在军事决策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中外政治法律史上，军事问题因为其特殊性经常另案处理。反映在决策模式上，不但和一般行政决策有着重大不同，且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规律与特点。中国古代兵学发达，孙子兵法闻名世界，在军事决策上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其中的规则和程序亦有诸多值得探讨之处。

　　在余论部分，笔者介绍传统决策模式在清末的终结（以袁世凯面奏“入对奏事暂停事项”为标志）以及20世纪前半叶国家最高决策程序的一些简单情况，以便读者对中国决策传统的转型有所了解。[34]

　　在资料上，本书除了征引了二十四史、会要、会典、笔记、文集等基本文献以外，还比较多的使用了法制资料，包括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以及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律例、则例等，希望对中国古代决策规则和程序的制度化一面有更多的认识与阐发。这也是本书与同类著作相比，力求有所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后，关于本书内容，还有几点说明，第一，皇帝直接发布谕旨也是决策的主要方式，但考虑到谕旨也是建立在大臣上奏的基础上，本书没有单独考察皇帝发布谕旨的制度和实践，只是在行文中偶尔涉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低估皇帝主动发布谕旨的重要性。

　　第二，中国古代的决策会议有御前会议（常朝、内朝）、宰相会议、百官会议、部院会议等多个层次，但御前会议之外的其他会议大多数都要上奏皇帝批准，有的甚至连是否召开也要事先请示皇帝批准，其重要性均逊于前者，故本书不另做考察。[35]

　　第三，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官员聘请幕僚的传统，如唐末藩镇幕府、清末曾国藩、李鸿章幕府。这些私人幕僚在重大决策中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现实借鉴的角度，均颇具研究价值，但限于本书主题和结构（以上奏和召对为中心），未能专门探讨。[36]

　　第四，对于中国古代决策的基本模式，以往许多历史学家都概括为“一决于主上”（即重大事务都由皇帝决定），并将对政治制度的定性（君主专制、王权主义等）直接应用到决策制度上。[37]笔者基本赞同这个结论，但也认为，决策制度毕竟不等于政治制度，在为政治制度服务的同时，还有自己独立性的一面。首先，在国家的具体决策中，皇帝并非能决定一切，还有一个政治力量对比的问题，皇帝只是政治权力中的一极，也要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制衡。[38]其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代帝王都在吸取前代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改进本朝的决策机制，提升决策质量，某些方面的制度化、科学化且达到比较高的水平。[39]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于古代的制度自然会有许多批评，而且还会发现，明代的有些制度未必比唐代高明，而清代的措施也有许多倒退之处。但我们在没有认真研究之前，更应该相信古代政治家的理性和才智，不可简单否定。就诸多具体决策规则和程序来说，也并非“专制”二字可以完全概括，相反，倒是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如果我们能拂去历史的尘埃，抛弃所谓封建和专制的商标，认真体会古人的创意，反思今天的有关制度，当会发现历史仍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