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安全权是一个权利体系，既有一致性又有独立性。从权利的内容分析，既有集体性权利如建议权，也有个体性权利如拒绝权；既有程序性权利如民事索赔权，又有实体性权利如紧急避险权；既有劳动过程之外的权利如工伤保险权、培训权，也有劳动过程中权利如知情权等。从一些国家劳动安全法、工作环境权法的立法趋势看，职业安全权呈现逐步深化态势，涵盖劳工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 “体面有尊严的劳动”作为职业安全权的最高目标，以此促进劳动者身心健康发展。这也将是我国职业安全权发展的方向所在。
“体面有尊严的劳动”，需要职业安全权在权利宪章上明确规定，“引导人文精神的复归，使之成为现代法律精神的要素”[12]。
五、职业安全权应植根于最高地位的人权保护和救济体系
从学理看，职业安全权的实现是寄托于劳动关系中的，这种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诚勤勉的义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保护的义务，因此劳动关系是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用人单位的保护义务，主要表现为确保劳动者的职业安全，避免或减少职业伤害。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权已经特定化为具有确定义务人的职业安全权，即责任制。任何职业都伴有一定的职业危险，其中又以产业部门中的职业危险最多。因此，现代法律的一项神圣使命就是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劳动者享有并可以行使权利，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标准，以防止职业危害。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安全卫生的劳动环境和条件时，或者用人单位强令职工冒险作业时，劳动者有权拒绝劳动。
宪法明确规定职业安全权，可有效保障此权利的实现。这也符合我国现阶段行政、司法等资源配置现状，能够大大提高执法效率，形成震慑威力。有利于劳动者拿起宪法利剑，保护自己在职业场所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宪法及宪法性法律作为对人权最权威的确认和保障，职业安全权理应纳入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体现在一国的人权保护和救济体系中占据最高地位[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