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则被视为意志理论在哲学上的先驱。他认为，意志源自主体的理性，由其渴望能力所构成。[15]因此，这种意志就可以同时包括有意的选择行为和单纯愿望的行动。那种由纯粹理性决定的选择行为，构成自由意志的行为。[16]追问“我为什么应该遵守我的诺言”是徒劳的，因为遵守允诺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公设”。[17]由于通过契约的获得不过是他人积极意志的结果，因此获得的不是他人允诺之物，而只是达到获得该物的意志的行动，即允诺本身。“通过取得一种主动的责任，我能够对另一个人的自由和能力施加压力，??我的这种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对人权，它的效力只能影响到他意志的因果关系，于是，他必须为我做一些事，??。”[18]

　　这个观点——允诺是自由意志的行动，通过对方接受而具有约束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提供了古典合同模式下有关合同债务正当性的根据：合同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施予的责任。[19]同时，它表现为合同效力的合意主义：相互同意使合同生效。[20]从合同权利的发生角度表明，合同权利源自立约人主动的权利转让，因受约人的接受而由后者取得。但是，应当看到，前述看法只是在抽象层面解决了合同债务或合同权利的来源问题，它并没有涉及这种“自我施予的责任”所具有的确切含义。正是由于对后者的不同解读，在第三人权利问题上，存在对意志理论的两种完全相反的运用。

　　依格老秀斯的看法，在为他人利益的约定场合，立约人的允诺对受约人表现为一种授权，即授权其向第三人转让对给付的权利，但这种授权是不可撤销的，因为它已被受约人接受，通过第三人的接受，立约人就对第三人负担给付义务。[21]这样，受约人实际上被当作了立约人授予第三人利益的“中介”，即通过他使允诺对非相对人的第三人发生效力。[22]

　　从格老秀斯的这个论述中，不难看出确定允诺责任的含义对于其分析的核心意义。为了维持被接受的允诺具有约束力的一般结论，同时解决立约人对非受约的第三人的责任问题，他将一个允诺产生的责任按其内容分解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对于受约人，为转让权利的授权；对于第三人，表现为授予其对给付的直接权利。这样的分解至少不违背立约人的意图，因为，它和立约人的允诺语词是一致的：允诺虽向受约人做出，而履行允诺的利益却是赋予第三人的。受约人也非处于纯粹消极的地位，他可以免除该允诺，因为第三人经由他而取得利益并非对他无关紧要。[23]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在受约人和立约人的关系中，第三人获得的利益要归责于受约人。当然，格老秀斯自己并没有指出这一点。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因允诺而发生的权利转移，而非其全部相关法律后果。但是，考虑受约人在立约人允诺中的利益，或者其在该允诺发生效力过程中的作用，这导致了对立约人允诺责任分析的复杂化。也就是说，如果受约人是纯粹消极的，即完全从属于立约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在完成权利转让的“中介”之后，他也就退出了立约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立约人与第三人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不仅立约人的允诺后果无法归责于受约人，而且“第三人”的称谓本身也名不副实；如果受约人是积极的，即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第三人的权利就并非产生于或仅仅产生于立约人的允诺，也要受制于受约人的意志。一方面要解决立约人对第三人义务的基础，另一方面要考虑第三人权利对于受约人的意义，这是后世有关第三人权利的各种学说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