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意志论基础（上）
张家勇
【摘要】从历史上看，意志理论既被用于证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权利，也被用于否定第三人权利。由于第三人问题对意志理论提出了从“二人关系”向“三人关系”模式转化的视角，因此第三人权利的证成仍需体现对各方意志的尊重。第三人取得权利的不同构造模式对第三人意志的影响不同，在“直接而独立取得”模式下，第三人只被保留了消极拒绝的权利，法律在为第三人利益规则设计上，应强化而非弱化第三人拒绝权机制的构造，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第三人自治。
【关键词】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意志理论；说明模式
【全文】
无论是从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概念本身，还是从各国相关法律规定来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都被作为合同法问题处理。[1]也即，第三人权利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或约定。对于合同法而言，合同自由作为核心原则，其正当性立基于意志理论之上。第三人权利问题与合同自由有密切关系，欲证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当尝试从意志理论角度加以说明。
一、意志理论的两种运用：问题的提出
合同效力正当性的系统认识表现为合同或允诺约束力的学说。尽管可以将合同（或允诺）约束力的学说史追溯到更远，[2]但一般认为，近代（或古典）合同法理论是建立在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传播的自然法学说[3]以及康德关于自由与义务的伦理学说基础之上的。[4]18、19世纪是自然法理论和自由主义哲学的全盛时期，对于这个时代的意志理论法学家和哲学家来说，意志概念几乎成为他们的唯一假设。[5]这个概念自此对于私法（或合同法）变得如此核心，以至于那些极度藐视所谓合同自由说法的律师们，也将合同债务产生于当事人的意志或意图的观点视为当然。[6]
在格老秀斯看来，一个“完整”的允诺，不仅要有把特定权利转让给他人的意图，还必须要有证实这种意图的“明显标志”。[7]它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立约人要具备理性，疯子、白痴以及未成年人的允诺是无效的；其次，允诺的对象必须实际或可能为立约人所控制，因为允诺的效力源自立约人的权力，他不能转让自己没有的东西；最后一个是允诺的接受，如果允诺涉及双方义务，允诺的接受需要告知立约人；如果允诺是无偿的，只要有表明受约人接受的事实就足够了，该事实无需告知立约人。[8]“履行允诺的义务产生于永恒的正义本质，它为上帝和一切理性之人所共有。”[9]普芬道夫的看法与此相同，他认为，声称允诺施予的负担乃是立约人依据其自由意志表示同意的结果，是阻止立约人对允诺或协议有所抱怨的再好不过的方式了。[10]要使允诺有效，不仅要有立约人自己的同意，而且要有受约人的同意，且这种同意都必须以某种标志加以充分表示。[11]沃尔夫追随普芬道夫，将合同债务的基础或根据建立在合意基础之上。[12]但是，与格老秀斯、普芬道夫不同，沃尔夫将允诺的约束力纳入其关于允诺的定义中。“一个人充分表明他希望为另一个人实施某个行为、给予某物或做某事，且将要求其履行、给予或做的权利转让给此人，就被说成是对那个人做了某种允诺。”[13]“立约人实际上将要求履行允诺的权利转让给了受约人，因此，如果立约人自己不希望履行允诺，受约人可以强制他履行。”[14]自此之后，允诺的效力来自具有理性的立约人的权利转让，并因受约人的接受而变得具有约束力的观点，在19世纪逐渐发展为支配性的法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