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充满艰辛。在建国初期，民事纠纷的解决实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方针；[16]到上世纪末，特别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删去了“着重调解”一词，调解日渐式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2009年进一步确立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无论是作为正义实现最后保障的司法判决，还是作为东方经验理性回归的司法调解，其目的都在于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正义。其实，要社会矛盾化解，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具体包括司法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综合调解四个层次。之所以将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称为“大调解”，是因为其整合调解资源的力度之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之大，推进建设覆盖的范围之大，以及采纳运用时间的跨度之大。[17]但是，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尚存在两个问题亟待厘清：一是如何对待司法调解？司法调解是否有度？要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视不同类型调解的法律性质与价值功能，在理论上认清不同种类调解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偏好是不尽一致甚至完全不同的。社会调解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其他纠纷解决社会组织为依托，通过劝说、疏导、协调，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解决民间纠纷，是体现民间自治的调解形式；行政调解即依托政府的职能部门，以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为基础，主要解决公共行政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体现政府管理的行政权运行形式；综合调解即由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负责，对重大、疑难、典型的社会矛盾进行集中调处，是体现党政联动的政治权力运行形式；而司法调解则是基于审判机关的严格法律程序所进行的调解，是一种司法活动而非像社会调解具有民间性、行政调解具有行政性，也不具备综合调解的政治性或政党性。因此，应当将既有利于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维护人权，又遵循司法运行客观规律作为选择调解还是判决结案的最根本标准。这绝不是空谈！就司法本质特征与形式要件分析，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主要仰仗于一套完整规范的程序与专业精致的技艺，所以，对社会矛盾的调处，不可只局限于司法调解，而是应当因时制宜、分类处理，在不同时期对调判关系进行不同定位并及时进行调整，比如在社会矛盾激化与尖锐期，就可以强调调解优先。而就司法资源总量而言，司法实现其使命的最基本方式依然是判决；站在法治长远发展的历史高度进行观察，亦应以判决作为司法解纷的基本方略。因为，司法调解在本质上是商谈理论的法律实践形式之一，做出和兑现有关命题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理论商谈，而做出和兑现有关规范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实践商谈；在实践商谈中，“具有有效性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18]没有对规范合理性的共识，就不可能在司法上商谈成功。而较之于调解，判决对规范的依赖性以及判决本身的规范性显然要强得多。可见，规范适用的最基本方式是司法判决而非调解。从法律价值上讲，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秩序，而司法的最核心价值在于正义；调解与司法在定分止争的秩序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在对正义与公平的司法价值追求上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从法律实效上看，调解与司法的实际权威性与强制性这一本性存在某些不尽暗合之处。如果以调解取代判决，只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因此，司法调解应该有一个刻度和限度，而不能毫无节制甚或被当做司法行为之优劣评价标准。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对司法调解地位的贬低或轻视，而是要实现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的对接与融通，将司法调解置于社会矛盾处理大系统中进行科学定位，以便于更好更有效地发挥调解的作用。
二是如何对待非司法调解？非司法调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如何发掘？从本质上看，非司法调解是社会组织体自我维系与自我修复的有效方式，具有类似于环境的“自净”价值意义。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社会性和大众化，与纠纷的调解解决在社会心理、自治模式和行为方式上不谋而合。所以，如果司法调解应该有度，那么，非司法调解则是无度的。细言之，非司法调解消除了司法对规则的高度依赖性，而植根于参与者的共识之中。但是，当事人往往由于主观利益或客观理解上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of judgment），进而造成了“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所以我们经常只能满足于“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而不是”受束共识“（qualified consensus），[19]即哈贝马斯所称的“基于理由的共识”（begru-endete Konsensus），[20]亦即基于论辩各方所认可的同样理由的共识。而后者正是司法调解而非民间社会调解的基础。既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可以达成重叠共识而非基于对规则理由的一致共识达成基于理由的受束共识，而社会矛盾各方的利益分歧又是如此的尖锐，那么，单靠立基于受束共识的司法调解就显得过于单薄。恰恰相反，非司法调解尽管不能违反法律，但可以动员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纠纷事实进行不同价值理解，并且在不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而这种”相同对象--不同理解--共同结论“的模式较之于“相同对象--共同理解--共同结论”模式，虽然并不理想，但更为大量地存在着且更为实际。可见，非司法调解具有基础性。如果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社会调解则是第一道防线，可以把矛盾化解在激化之前；而且社会调解程序简便、灵活多样，无需当事人交纳费用，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和提高矛盾化解的效率；再则，它具有预防性与和谐性。除了承担化解纠纷的职能之外，还能够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和道德情感之维系，从而实现“调解一件、教育一片”的功能，有利于防止群体事件、恶性刑事案件、上访缠讼事件，防止因为矛盾扩散导致的经济、社会风险政治化，政治风险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