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程序理念创新下构建协作型法律实施关系模式

　　任何正义的实现都不能无视程序，程序与实体一样也具有实质意义而非仅有工具性价值。但是，单纯的独立的程序正义不应仅仅囿于西方那种“看得见的正义”，还应当在“看得见”的基础上使法律行为人“看得懂”和“看得透”，从而达到最佳的认同效应。此所谓“三位一体”的程序正义新思维。其内在根据在于，一切法律适用都应当同时达致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合效应。基于社会公平的正义观强调社会全体成员在机会、过程、规则和结果上获得公正、平等、均衡地对待，从而促进主体间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在面对社会给司法施压并大量挑战司法权威的背景下，司法如何维持独立品性与固有尊严，便成为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如何互动的症结所在。

　　当事人对国家施行法律的权力运作过程如果不知情、不理解，势必导致对公共权威产生不信任和不满意，最终甚至不惜以不法的手段去维权，从而激化矛盾，甚至酿成为群体性事件。因此，为了实现程序之实质理性，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需要通过三种程序性方式来实现正义：（1）看得见的正义。看得见的正义源自于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它要求程序公开，无论是审判还是调解，其过程和信息都是透明的，既要给予当事人充分参与决定的过程，又要保证裁判者不偏不倚地对待两造。（2）看得懂的正义。司法的精英化和职业化使其成为专门的技术，非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不可以介入此一职业。这是司法所特有的品性。但是这样也造成在司法语言与社会大众语言之间难以沟通的局面。因此，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活动在坚守技术性与精英性的同时，应当从司法作为一门社会生活艺术的理念出发，既来源于生活之纠纷，又高于生活之日常性，但更应当复制与回归真实的社会生活。于是，专门法律活动的大众化与专业化在语言、场景、行为三方面均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对接与融通的机制，这样才能被社会纠纷中真实的人所知晓与明白。司法裁判与调解用语既要符合法律规范与法律专业的要求，又不可晦涩难懂，而应当明确、通俗、易于理解，使当事人能够看懂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3）看得透的正义。从认识论上讲，“看得见”与“看得懂”是认识发生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还不足够使主体充分认同与接受认识对象。只有通过充分透彻的法律论证与严谨科学的法律推理，使当事人在认识的基础上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主观意识上的自觉、达到内在观念和外在观念的统一，才能凝聚成法律的内在说服力与公信力，进而推促主动履行相应义务、增强尚法信念。正如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中心的《法官写作手册》中所言：判决正确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公正的、合理的、容易让人理解的。司法判决的任务是向整个社会解释，说明该判决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并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可见，如果一味使用屏蔽社会的所谓精英言辞和繁复艰深的所谓专业推导，势必会将案中人拒之于法律的大门之外。而没有透彻全面的理解，就不可能在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架设畅行无阻的桥梁。

　　中国程序法明文规定公检法机关相互分工、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但是，一直以来，存在过分强调分工而对协作与配合重视不够甚至轻视的倾向。其实，以是否能够真实地解决纠纷、保障权利的公正实现为根本依据，程序正义的实现应当在强调法律机关之间相互分工与制约的基础上探索系统内部之间及其与系统外部配合、协调的新思路，构建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为此，需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协作联动：第一，公检法司四个国家机关之间的联动不仅在法律程序方面要协调配合，还应当在社会效果方面加强协作，实现程序外部的衔接。第二，国家机关与社会调解机构也应当建立联动机制。法院在从事司法调解的同时，对社会调解承担业务指导的职能，还可以将部分民事纠纷和轻伤害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社会调解；行政机关在进行分管领域行政调解的同时，应培育相关行业自治组织，鼓励组建行业调解机构，还可以将信访资源和社会调解整合起来，既减轻行政机关自身负担，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综合调解更应联合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诸种力量，集中处理重大社会矛盾，其处理结果又能够成为其他调解机构参考的政策性依据，避免不同调解机构在重大社会问题上出现调解结果的明显差异。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联动机制的构建，通过整合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的力量，最终形成综合治理的大平台。然而，对综合治理的学术阐释，法理学却退场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