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北洋政府还结合时局需要，对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正后继续沿用。如1915年3月颁布的《陆军刑事条例》就曾于1918年4月、1921年8月两次修正。其中有关新闻自由的内容规定有：“意图使军队暴动而煽惑之者”，“控报军情或伪造关于军事上之命令者”处死刑；预备或阴谋犯前述罪行者，“处以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6]

　　为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1917年5月26日，北京京师警察厅宣布实行邮电检查，重点是对新闻电讯的检查。次年8月，北洋政府设立“新闻检查局”。1919年5月，北京京师警察厅宣布自即日起，每天派员到国民公报馆和晨报馆检查新闻稿件，未经检查，一律不准登载。1920年2月，北洋政府通令全国实行邮电检查。各地在执行北洋政府的邮电检查命令外，还以加强法制为名制定了有关邮电检查法规，如《广东省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广东省检查电报暂行条例》等。

　　创制新的新闻法律法规

　　袁世凯的继承者与袁世凯政府并未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废止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报纸条例》等法律法规，仅是权宜之计，是在政治斗争处于劣势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他们伺机而动。据1916年7月22日《申报》记载，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时，有人担心放开报禁会乱套，反对放开言论自由，提出以《大清报律》取代《报纸条例》的建议。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这样回应：“《报律》系定自前清，尤不宜共和国体，应暂持放任，俟将来看情形再想办法”。他们期待的“情形”很快到来。

　　1916年9月，内务部警政司制订了《检阅报纸现行办法》，规定政府有关部门每天必须购买各种报纸检阅，如发现有不实之处则要求该报更正。1918年10月，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法制局草拟的《报纸条例》。该条例共33条，大量保留了《大清报律》、袁世凯政府时期《报纸条例》的内容，有些方面甚至更为残酷。由于新闻界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要求“将此案咨回政府，不予通过”，[7]众议院只得将其退回法制局了事。“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发布了旨在防范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1919年10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管理印刷营业规则》。1925年4月，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发布了《管理新闻事业条例》，使报刊受到新的限制。因遭到新闻界的反对，1926年2月，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对《管理新闻事业条例》进行了修改。在北洋政府创制新闻法律法规的同时，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不仅纷纷出台《广东暂行报纸条例》、《上海取缔印刷所办法》等管理新闻事业的地方性法规，而且还在各地出台的戒严令中都涉及到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