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1949年后连年运动，全民“参与政治”，可不还照样迎来“文革”吗?这里，需予澄清的是，政治与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或者政治行为不同，前者属于主体平等的公民之间，基于横向联合的行动权能，为了参与到政治进程中间，甚至是为了直接运作公共权力而进行的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活动。因此，如同前文所论，政治以解决政治的正当性为鹄的，而非将此悬置、遮蔽或者取消，甚至于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毕竟，围绕着正当性的取得、分配和展示而进行的权力意志活动，这才叫政治，而基此达成的围绕着权力进行一般交往与行动的法权体制，就叫政治秩序。否则，只能是习常意义上，分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排比之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而已，谈不上什么政治及其决断。策划“571纲要”或者“从事”“文革”，属于政治行为或者政治运动，但难言政治，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秩序。就像“单位”的例常“政治学习”，只是一种驯化，甚至不过是例行公事式的“行政管理”，与政治根本八竿子打不上。再说一句，诸如“从事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不是政治，而恰恰是对政治的取消，或者，伪政治，反政治。[30]
上述问题，既非仅存于此际，亦非短时间内所能克服。实际上，它们存在于整个现代中国的转型时段，并且构成了这一转型时段的历史特征，而如何渐次消解之，命定是这一时段的历史使命，可能尚需相当长一个时段的积劳积慧，始恪于成。置身其中，中国法学界从来不曾放弃观察和反思的责任。实际上，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推展，法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事实梳理，积极予以理论思考，而焦虑于心，运笔为文，发表了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解释、评论与反思。[31]本文自检视“普法”的得失入手，而推展于政治建设，正在于履行反思之责，并寄望于中国文明秩序下法治和政治的同步成长。
【作者简介】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观念史描述”，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晚近一百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从1860年开始，至1895年止，大约35年左右的时光，以洋务运动为代表。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敞开大门。在引入西方的造船、军械等技术的同时，引入西方的流程意识、工艺管理等社会技术层面的规范，所谓的“万国公法”即于此刻进入中土。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年开始，表见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7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实行一党专政为止，前后约20来年。此次“改革开放”，全盘引入西方的法律，包括宪政体制，与此同时，进行了议会民主、代议制度等各方面基于向西方学习而来的制度实践。或者，可以认为此一进程延续至抗战爆发。第三次改革开放以1978年12月18日的“三中全会”为标志，中经跌宕，延绵至今，接续了前两次“改革开放”的主题，再往前行，可望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收尾。有关于此，参详拙文“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收见《转型中国：法律与政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这是十七世纪意大利学者菲力波?玛丽亚?波里尼《论政治》(Filippo Maria Bonini, Ciro Politico, 1647)中的一段话，转引自毛瑞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论文，收见《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10。
正是在此，“公民”叙说的是常态政治下的权利主体位格，而“人民”则为其集合体于
宪法时刻的自我呈现。习常话语中以“广大人民群众”笼统这一政治存在，道出的是“百姓”观下的官民结构及其政治心理，同样是一种前政治存在。至于一度曾经广为使用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不过是在此官民结构及其政治心理之外，再添“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阵线”而已，形成了特殊时段一种关于人的位格的错综复线安排。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论人的联合与双向承认法权”第5节，见《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页19以下。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地权的国家德性”，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2期，页111以下。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数千家电视台，大大小小、好好歹歹，除开主旋律与广告间隙插播的恶俗肥皂剧，剩下的节目，不外乎就是神神鬼鬼的养生保健、忽忽悠悠的旅游装修、真真假假的美容美体、暧暧昧昧的选美选秀。它们蔚为主流，占据着黄金时段，为市民阶级提供着繁华浮世的日常心性消费，实现了商业娱乐与政治愚乐的双重目的。至于类如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CNN的“60分钟”，则绝难觅踪。央视仅有的“关注”类栏目，眼睛也总在万把八千公里之外的伊拉克这种地方，似乎眼前神州不存在需要“关注”之处。——可能，网开一面，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的有限调查是唯一例外。
是的，工商经济主宰下的法制社会例属安宁人间，同时也就是一个平庸社会，因而，各类消遣性节目构成了一般大众安宁而平庸生活的日常焦点，本不奇怪，这就是为何今日欧美这类节目一统天下的原因所在。毕竟，在这些地方，使得这类消遣得以上演的基本政治法律社会大框架，早迟已于“漫长的十九世纪”搭设完毕，剩下的就是“消遣”，好像也只有“消遣”了;追逐的便是“娱乐”，好像最终也多归于“愚乐”了。可在当下中国，大架子尚未完工，此类“消遣”、“娱乐”与“愚乐”却早已翩然登场，而将一切反思性观察屏蔽，截断日用之常与自然法式追问的有机联系，就不免令人唏嘘了。究其实质，实因“启蒙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公民的政治经济学”不彰，反倒噤声有道，而“市民的政治经济学”急急报到来了，且让人欲有个泄洪之处，好助力“维稳”，在各有所得中遂行“赎买政策”。因而，它们在道出了传媒恶俗而无奈的同时，表明的是当下国人终究难言“安全消遣”、无法“尽性娱乐”、彻底“愚乐到死”的不尴不尬。
汉语学界有关“法治”的叙说不少，并出现了规范主义法学解释与政治哲学解释两种进路。关于前者，参见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收见氏著《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页1以下;以及氏编《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第17章“法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78以下。关于“法治”的一个较为宏大的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解释，参详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33。并参详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62-69、74-78、92-97。
参详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版，页136。
一则听来像是笑话，而似乎全国多所发生的雷同故事就是，“文革”年间，各地均有、常常有“忆苦思甜”活动。除开吃“忆苦饭”，一个例常的活动是“听报告”，即过来人的控诉。淳朴老农，受命上台，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可说着说着，竟然讲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之苦，或者，出现历时性错乱，说的全是“新社会”的事。此事看来荒谬，但从心理学观之，实则歪打正着，说明“苦”在心里，苦不苦，心自知，再怎么引导，那“真”苦冷不丁就会冲破防线，脱口而出。笔者少时亲听一位老农“做报告”，一不小心，脱口直白：“地主不管怎么说管饱饭，农忙时还加菜，兴修水利那阵子可是连水都喝不上。”当时台下霎时静默，继而大哗，最后不了了之。据说刻下朝鲜也常有此类教育形式，并有“拯救三八线以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同胞”一类的宣教。此与正文“普法”的官式宣谕和民间对于法制 / 法治的理解、阐释与憧憬，不妨互文，正相对勘。
参详赵鼎新：“评王绍光的《民主四讲》”，载《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2期，页182以下。
仅长沙一地，面对非法拆迁，近年来经媒体披露的，就有19人以死抗争。他们自芳龄少妇，至耄耋老汉，不堪其辱，拿命呼天。他们的绝望性反抗及其死亡，让这个盛世黯然无光。具体详情，参见张鹭“拆迁之城”一文所列“长沙强拆非正常死亡不完全档案”，载《财经》2010年第23期，页142以下。并参详拙文“地权的国家德性”，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2期，页104以下。
笔者刚刚行文至此，媒体报道，2010年11月2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拘留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这些村民被警方反剪双手站在主席台下，身穿橙色和绿色马甲，胸前牌子上写着姓甚名谁、涉嫌罪名等项，与“文革”年间所谓“公判大会”的做法如出一辙。原来，当地建设的一条高速公路穿过汉滨区关家乡磨河村，施工方占用和毁坏了村民的十几亩水田，却始终未能及时给予合理补偿。村民为了表达不满，封堵了村级主干道，影响道路通行“长达3小时”。警方赶到处理时又与村民发生冲突，多名村民遭警方以涉嫌妨碍公务罪拘留。——动不动就是“妨碍公务罪”，可见此罪真是“口袋”，隙漏既多，公权必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汉滨区在“情况通报”中将此违法示众、肆意践踏法治的行径，居然说成是“普法教育”，其指鹿为马，偷梁换柱，荒唐错乱，无以复加。有关于此，参详郑戈：“羞辱性惩罚羞辱了谁?”，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5期，页80-81;蔡方华：“把公开示众看做‘普法教育’是错上加错”，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11月8日A2版。
实际上，正是1983年启动的“严打”，强调“从重从快”，使得刚刚初现的国民法治愿景，一种亿万纯良人民的合作性善意，惨遭灭顶之灾。至少在从业者行为模式上，它为今日之普遍有法不依，预留祸根，部分解释了法制腐败特别是司法腐败的政制缘由。因为，在此之前，举国欣欣然于极左“文革”政制终遭废止，仿佛上下一心，如同今日“一心奔小康”一样，一起着力厉行“依法办事”。然而，突然间，此时此刻，言犹在耳，却实行“公检法联合办案”，置刚刚颁行不久的“
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于不顾，人民遂恍然于“原来搞的还是老一套”，顿生幻灭的痛心，则感受可知，社会影响可知，其于人民有关政制和政治的憧憬之破坏性冲击可知。有关于此，请读者阅读下列文献：孙国祥：“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南风窗》2010年第15期所刊“‘严打’模式的思考”一文，并参详《华东刑事司法评论》游伟教授等人的一组论文，以及《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有关“严打”的一组专题讨论。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公共权力的私性化与准黑化”，收见拙集《六事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351以下。
参详刘长、赵何娟、沈乎：“你是‘透明人’”，载《新世纪》2010年第44期，页24以下。
对于近年来公权力的扩张势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们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详尽研究。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报告中，他们指出，中国似乎正在重走“依靠权力包打天下”之路，而且，是一种“自觉的努力”。究其原因，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形下，对于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转换为对于更为强大权力的呼唤，并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转型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表现出“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路径选择倾向。具体论述，请参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页17以下。
实际上，面对冷战结束后又一波民族国家建构浪潮及其失败后果，就连弗朗西斯?福山也喟言：对于单独一个社会及对国际社会来说，国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往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贫困国家之所以无法发展经济，关键是它们的制度发展水平不适应。它们不需要什么都管的国家，但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内具有必要功能、强有力并且有效的国家……国家建构的艺术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具体论述，参详氏著《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14-116。
参详拙文“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关于‘法治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悖论和进境”，第2节，收见《转型中国：法律与政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国家建构的精神索引——今天中国为何需要省思国家理性”，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 期，页61以下。
不仅一般的“理论性”论述，就是街巷“普法”，亦且对此多所渲染。笔者亲见清华园街道办事处楼前的公告栏内，张贴着讲解“法制”和“法治”异同的宣教材料，嗣后在潘家园的一个小区内，再度见到同一内容的材料。查有关普法“考题与答案”类材料，不少都有这一内容。
2008年9月25日，成都“古魁案”首次开庭，2009年1月5日再度开庭。此案司法程序的提起，系作为被告方的成华区政府主动借给原告10万元作为“诉讼启动费”，提示他经由司法程序“解决问题”。——“有事去法院告吧!”在此，地方政府之所以着意于“司法解决”，既在借助程序主义法权安排落实“延迟效应”，同时经由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化”的另类“问题化”技巧，不仅避免其“政治问题化”，又将“祸水”引向司法，好脱身事外。换言之，通过将蹲在政府门口的民众引向法院门口，利用司法公权的强大资源及其程序性特征，逐渐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此而言，其实政府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但无形中彰显了“司法解决”的可欲性，利弊均在其中。
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江苏大学法学院的魏小强教授相告，5月间镇江发生开发商雇凶伤人、引发“群体性事件”之后，现场官员亦曾大声疾呼“广大群众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但前提是大家先“回家”。然而，事实告诉“广大群众”，一旦“回家”，他们成为分散的孤立个体，等候自己的只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现场之中，双方各有盘算，展现了公民运动初期的活生生景象，而一方呼吁“法制解决”，说明呼吁者尚未明白：公民集会照例是一种法制甚或法治的表达方式呢!对于政府来说，急切动员群众赶快撤走，不要再待在现场，乃为当务之急，至于事情如何解决，利益矛盾怎样调处，回头再说吧，“让他们走人”就是胜利。对于“群众”(——官方已然不再诉诸“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旧日表述)来说，“在场”及其“群体性”，是他们多少能够引起重视，从而导向问题解决的唯一有分量的砝码。——诉诸公民集会，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公民不自觉运用法治对于法制的胜利。凡此说明，将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化”，以避免其“政治问题化”的统治术，已经获得了广泛体认和运用，但却是一种泯灭政治、阻碍政治秩序建设之路，也是在根本上有害“政制”和“稳定”之举，不仅说明了政制的“腐败”，同时并道出了其之无所用心于政治建设的“腐化”。
并参详拙文“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第3、4节，见《法学》2009年第5期，页72-73。
关于“宜黄来信”，参详2010年10月14日《南方周末》。
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公安局长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讲话中，针对媒体报道涉及公安司法问题，主张诉诸司法进行反制，并傥言只要进入办案程序，或者，“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而被媒体归结为一种“双起”式进路。据说，其原话如下：
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上述讲话全文及媒体的相关评论，请参详“王立军‘双起’论评论集(1)”，见网页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1月19日。其中“法制”和“案子”的黑体字形式系引者所加。
具体论述，参详《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页29。
【英】以赛亚?柏林：《扭曲的人性之才》，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页204。
许倬云先生最近喟言，这两年“奥运”和“世博”相继落户神州，但都是只见繁华和热闹，不见精神，可谓智者虑识，一针见血。不过，在下意欲补充的是，话说回头，当今之世，多数此类巨型“嘉年华会”，大都若此。其基本情形是，“只见繁华，不见精神;但有热闹，了无性情;人欲尽释，灵性虚脱”。凡此种种，构成了这个工商经济宰制下繁华而虚空的现代世间的基本特征，东土西土，同此一叹。不过，中国之“只见繁华，不见精神”，其因其果，若表若里，自有缘由，另当别论，在此可以说的是，当今西洋若此，至少表明一种政体纯熟至极，熟透了，熟烂了，必将丧失自我更张的活力，而颓象现矣。读者如若不信，回头但观明清帝制和晚期罗马政制，便不难想见，而顿生怵惕矣!许先生的论述，参详氏著“从《二十一世纪》迎接二十一世纪”，载《二十一世纪》2010年10月号，页7以下。
此外，高全喜和陈端洪两位教授近年来均留意于“人民的腐化堕落”，著文论说。分别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页84、88;高全喜：“人民也会腐化堕落——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审视”，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页33以下。并参详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有关“政治衰朽”的论述，见氏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页25-55，以及第4章。
参详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31。
有关于此，泛详【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此间有一分际，即“从事”文革算不上政治，不过是时代裹挟下的“政治活动”。但是，“发动”文革在在属于政治，虽然是一种窳劣而不道德的政治。
例如，《清华法学》第1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系“普法研究”专号，《探索》杂志(2006年第1期)也曾就此组织过“中国普法二十年”专题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