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势下，“宜黄来信”之指斥民众雅不愿踏进“行政诉讼”、“民告官”之门，却纷沓蜂拥于上访之路，并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相讥，除了暴露其虚与委蛇的伪善与指鹿为马的权力傲慢，同时抖搂出了司法不受百姓待见的真相。[23] 既然民众和政府一样，都是基于趋利避害原则行事，那么，为何不问一声，对于法制曾经深切憧憬的亿万百姓，一度蜂拥法庭的人们，为何不再相信司法、法律乃至于法制，而宁肯求告于其实他们本来最不愿央求的衙门官老爷们呢?!千辛万苦上京城，餐风露宿，但求一个“说法”，其背后该有怎样一种正义理念的支撑，此种正义焦虑又是何等的强烈?一旦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打关系变成了比权势，而权势的确随时可以直接干预司法，怯怯地问一声：既无关系，更无权势的小民百姓，为何非要以卵击石呢?!与此同时，无庸讳言，讼棍和“刁民”却利用司法机构深惧出现不利“维稳局面”的心理，鱼肉其间，以逞私欲，而将“政制的腐败”和“国民的腐化”之一体两面，和盘托出，原形毕现，实在是始料不及，却又顺理成章。及至事情走到“双起”式的反弹，与“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之呼吁互为表里，颇似将计就计、引君入瓮，则一切显然已经恶质化了，令人不寒而栗，早非什么“宣谕与实践的紧张”所能含括得了的啦![24]
因而，这一切既说明“法制未能臻境于法治”，法制恒居弱势乃至于摆设，遂无真正输送正义的品格与力量，更说明法制欲进境于法治，非有相应配套制度安排不可。而这牵涉到制度的结构性转型，政道的变革，要求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登场。否则，不仅法制乏力，政制的腐败和人民的腐化，亦且顺流而下，遍于国中。
政制的腐败与国民的腐化
大体来说，民主在于组织权力的正当性，并藉此掐紧权力的龙头。法治的主要功能则在于限制滥权，即经由对于权力本身的制衡性安排，以制约强权，防范暴力，阻遏暴政。法制未能进境于法治，等于老虎没牙，权力，包括司法权在内，一旦不受有效制约，则设租、寻租在所难免，与普遍的有法不依相为表里，普遍的腐败遂成家常便饭。毕竟，置此情境下，法制最多意味着权力统辖下的依法办事，至于权力意志自身之边际，则为其鞭长莫及。而就国家目的指向的公民的安全、自由和福祉而言，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依法办事，更且是要迫使权力意志服膺于法，唯法至上。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出，晚近以来的“反腐”既在护法，某种意义上，亦在毁法。因为，虽然“反腐”潮急，雷声雨点俱下，但是，它们并非得力于法制，更非启动于法治，而是借威于“批示”或者“督办”，而无论是“批”抑或“督”，彰显的无一不是非法制的路径选择，“加强法制”之际，反倒衬显出法制顶顶虚弱无能之窘迫。谁都知道，大凡要案钦犯，查处止于何处，瓜秧斩于哪节，法律本身并不作数，拍板的是“上头”，正所谓“罪与非罪看法律，判与不判讲政治”。——好一个“政治”。可能，如此作业，动机与结果均得谓善，可偏偏法制/法治无形中成了哼哈的陪衬，则反腐本身是否可能在为腐败的再度兹生奠立制度之路，手段和目的二率背反，亦未可知也。如果说“反腐”旨在“保政权”，一切另当别论。倘若志在建设政治正当性，则如此进路，只能收效于一时，也是明白着的事。近年来，反腐不可谓不力，而前腐后继，未有穷期，正说明政制腐败，法制独立难支，而且，覆巢之下，法制胡能独善其身，则民主的登场，在在实为急务?!
因而，这里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因而腐败连连。局势严重了，出于自保之需，政制力促反腐，亲自下海，动用了当然包括司法在内的一切体制资源，雷霆之下，秋风扫落叶。但是，其独享资源、调度一切的做法本身，即已埋伏了专权独断的危险性，标立了一种“权力包打天下”的范本，终究未脱权力的设租寻租老套路。如此作为，立足当下，短期效应明显，至少得收扬汤止沸之效，但若放眼长远组织正当性的制度建设，则危乎殆哉，不言自明，你知我知。可是，倘非如此，蠹虫日滋，蛀虫愈猖，则政制不保，政体难存，权力就会没了，自为权力所不乐见。然而，如若放眼长远制度建设，欲求根本变革，却又意味着丧失既得利益，而这诚非衷心所愿，更难获体制中人之同仇敌忾，同样为权力所不乐见。至此，内部循环，辗转反侧，这一体制似乎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动力与活力，过一天算一天，维持住就行。甚至于，往回走。——朋友，所谓政制腐败，其腐其败在此，罗马晚期政治以来，徒使后人复哀后人者，同样在此。因此，政制的“腐败”与“僵化”，相殊理一，总是连在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前者讲述的更多是政体本身熟透了，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动力和活力，以晚期罗马政制和晚明、晚清为例，今日的老欧洲，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儿这种味道。后者则为政制固守己利，不思更张，以致于彻底丧失与时代的对话能力，可以“勃列日列夫时代”为例。今日中国政制与此两者迥异，却也有不少雷同之处，不妨总括以“政制的腐败”。回溯来看，第一共和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还的“权力包打天下”，一度整合有力，满足了秩序建构和道德重整的需要，展现出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政府创建合法公共秩序的能力。迄至现代化进程深入，参予性要求高涨，此一体制的排他性导致自身的合法性欠缺，难以满足建立在公共性基础之上的秩序建构要求，恰恰削弱了这一能力，而这也就是体制的“衰朽”之象，更为此“怪圈”提供了历史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