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 （二）
许章润
【全文】
三、政治不见成长
是的，由此一来，各种雅不欲发生的后果终究还是出现了。它们并非源自“普法”，毋宁，深存于转型期社会政治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藉由“普法”所激起的社会运动，所揭示的现代法理，所启示的公民意识，而昭昭于世罢了。举其要者包括：法制未能进境于法治;政制腐败遍于国中，而国民的腐化如影随形，二者恶性互动;浮世繁华为千年所未见，却始终不见政治成长，社会萎缩，而不是别的，正是政制成型与政治成熟，以及道义精进和伦理圆善，它们共涵于一个有机的社会之中，才是总结和标明170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臻达成功的最高善果。一日不见其成，则一日有待继续转型，现代法权意识的养育及其现实化，自在题中。
法制未能臻境于法治
关于法制和法治的观念史分辨及其法理意义，表明至少在理念层面上，国家理性意识到法制不恪其用，而需更上一层启动法治进程，因而，有“法制建设”向“建设法治国家”的标示性转向。事实上，对于法制和法治的区别，也是“普法”所要阐释的内容。[21]不过，也正是在此，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分辨的话，那么，一个愈益显明而广受认同的体认是，就中国当下具体语境而言，法治以民主为基础，舍祛民主的支撑，搭建规范世界的努力最多只能到达法制之境，甚至连此亦成奢望。同样还是就中国的具体语境来看，因为法制时时受制于并服务于行政，并最终一准于党政，实际上不少时候是听命于“一把手”的审度，不排除有时候是心血来潮式的演绎，因而，其自身千疮百孔不说，即就效力和实效来看，竟也是不成比例，进一步具体表现了“宣谕与实践的紧张关系”的实在法后果。在此情景下，普遍、广泛、持续和大规模的“有法不依”，遂成国中一景。正因为此，近些年来，一个最为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是，二十载“普法”之后，国民对于法制反倒渐感失望，对于既有政制致力于法制/法治的诚意多所幻灭，基本上放弃了“拿起法律武器”的冲动，也不再相信法律具有“武器”的效力，而宁愿选择“上访”，更多地移情于“清官大老爷”，或者，对峙走到死角，广场效应发酵，实在走投无路，干脆直接诉诸“群体性事件”。初年曾经有过的、寄望公共权力经由“假戏真唱”逐步进境于“真戏真唱”的美好愿景，面对现实，似乎日益成为善良人民的一厢情愿，则其“幻灭感”和“挫折感”俱来，接踵而至的必为“满腔愤懑”和“心灰意懒”。前者解释了为何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后者说明了“国民的腐化”的政治源头。
这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司法不具独立性，也就无法享有权威性，加上司法本身腐败不堪，路人皆知，因而，屡次验证的结果使得民众逐渐放弃了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的早期憧憬，“吕福山式”的法律信仰，风景不再。之所以还愿意对簿公堂，不是因为相信司法运送正义，构成了“正义的最后防线”，毋宁，死马当作活马医，不得已而为之。一定意义上，歪打正着，这可能反而使得诉讼趋于常态，就是说，使得打官司成为不得已之举，而非沉湎于动辄“有事找法院”、“法律为你排忧解难”以及“人民法院为人民”式的浪漫。可能，越是“现代法制”，司法的程序主义工具理性与文牍主义越发浓郁，使得诉诸司法的成本越高，普通人除非不得已，无非东西南北，总是敬而远之为妙，从而，司法真正成为运送正义的“最后防线”，而非简单的社会矛盾的清道夫。但是，司法的常态化与此番“敬而远之”毕竟不是一回事，说明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松绑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而涉及到辖制司法的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不可不察。
然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置此情形下，公权力恰恰相反，不管真假，反倒更加倾向于民众“拿起法律武器”，希望他们“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一个名词“程序”，两个字，在当下中国这一特定情境下，可能意味着原子化个体之张皇无措、求告无门，或者，进入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经年无着的怪圈。本来，正常情形下，弱势人群和原子化的个体最应乐意诉诸“程序”，因为，但凡有“程序”，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公平，以及最后总得有个“说法”在，让人多少看到些前景，对于结果有所预设和预期。但是，人们之所以乐于并敢于“走程序”，前提是程序具有相当的公开性与可博弈性，以及边际成本相对较低，否则，宁肯另辟蹊径，直至诉诸违法。与此相对，今日中国公权力呼吁当事人“走程序”，其思路和预期可能并非基此理路，其之考量，可能与当事者的理路恰恰相反。实际上，公权力之所以乐意采行此种姿态，考其缘由，主要实因置此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时段，党政部门从一开始的“人民政府”定位，一度立足于全能姿态直接干预，到渐感穷于应付或者不乐意打理，遂将司法机构当作社会矛盾的清道夫，希望大家都去“走程序”。基此分工期待，加上足能掌控“司法走向”、明知其不会“出格”之胸有成竹，遂抽象性地支持一般民众“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而多所鼓励矣。事实上，如此作业，不仅将人们从“堵政府”改成了“堵法院”，而且，藉由司法倚赖“程序”之长，发挥了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延迟效应”，一切“冷处理”，庶几乎算是“维稳”的一招。这几年，类似成都“古魁案”一类的情形不少，颇能说明问题。[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