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政府的职能---和西方国家政府相比，中国政府的职能相当复杂且分工模糊，这既有历史传统的遗留，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中国政府就是全能型的政府，政府与社会、经济之间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政府的权力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新中国的政府不可能摆脱这一几千年政治传统的约束。而在中国共产党又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过程中，党组织进入各级政权系统，形成独特的党政合一的政府体制，不但如此，党的权力还深入了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掌握了主要的权利，这样，党、政府、社会、经济之间就形成一种混杂的相互渗透相互叠加的架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职能交叉，相互之间的角色独立性模糊和淡化了，形成一种以党政为主的整体性和板快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其具体的社会实现形态则是单位制，政府的公共职能被分解到行政、事业、企业等单位，无法统一，自然造成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低下。而另一方面，政府又因为进入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掌握了本来不属于政府的权利，也造成社会和经济组织自身发育不良。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问题，要求政府去管理和协调，政府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充，但又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民群众日益对政府不满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要解决政府规模的问题，仅仅进行政府机构本身的职能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首先理顺政府与党、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使政府从庞杂的职能中解放出来，让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经济的归经济，使政府成为职能明确的政府，这样才能够逐渐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要看到政府不仅是社会运行的中枢，也是整个社会机体的一部分，没有包括党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更大范围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难以见到成效。

　　四

　　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起码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行政成本的高昂，一是对经济发展的压制。

　　九三学社最近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相当于二十多人就有一个是吃财政饭的，目前约有350万辆以上的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年耗用人民币3000亿元。[10]

　　这个数字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公务员招考越演越烈，成为青年人就业的最佳选择。一旦进入了公务员队伍不但收入稳定，还意味着大量的优厚福利和各种额外的待遇、好处，还不必说权力本身带来的租金收益，人们趋之若骛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