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孟子的思想虽然不适合战国时代，但对统一以后的大国的长期统治却是有意义的-国家与社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应该保持适当的界限和必要的平衡，超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政府规模势必破坏这种平衡，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儒家的所谓“仁政”，无非是劝告君主在没有外在权力制约的条件下，自觉地收敛和限制权力，施惠于民，但能够成功地用儒家的观念约束自己和整个官僚机构的欲望的好皇帝太少了。一般在新建王朝的初期，政府的权力和规模还是比较适当的，能够与民休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到了王朝末期，一切约束都废弛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不断扩大政府的规模，不知节制地滥用自己权力的朝代都不能逃脱迅速腐败以至灭亡的宿命。如果按照奥尔森的国家理论，把那些处于动荡不安、激烈竞争中的小国称为“流寇“而把统一后的大帝国称为“坐寇“的话，那些眼光长远的统治者就应该放弃侵渔百姓的短期行为，而应该保护臣民的财产，不断扩大“共容利益“，把“破坏性权力”转变为“建设性权力”，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繁荣。[4]否则，政府的规模没有限度地扩大，政府运行的成本日渐高昂，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必然受到抑制，国家与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国家走向崩溃。

　　二

　　对于当代中国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令人信服的数字。但我们可以根据孟子的思想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政府规模的大小以及百姓的感受。

　　1998年，中国政府的行政官员有800万人，按照人口比例推算，官民之比为1000：6，即每千人有6名政府官员。而美国的官民之比则远高于中国，大约为1000：12，即同样规模的人口，美国政府的规模是中国的一倍。[5]

　　到了200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269万，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而同期中国中央国家机关有公务员近48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仅为0.036%，仍然大大少于美国的政府规模。[6]

　　这样看来，不能说中国政府的规模大，为什么我们却觉得它大呢？原因就在于，政府没有做到孟子说的“与民同乐”，政府的规模与它所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美国政府的规模大，人员多，但主要的功能都是服务，是决策的执行机构，权力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美国传统的对政府警惕和敌意的观念下还认为它大。中国政府的权力范围几乎是无限的，政府职能主要是管制，而不是服务。

　　政府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政府机构的扩充、政府官员的膨胀、政府权力的扩大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增长和涉及国民福利、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民生的增长是同步的话，百姓就不会认为政府规模大，还会认为它小。反之，如果政府规模的扩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少数特殊利益的掌权者---譬如全国各地那些竞相拔地而起的豪华政府办公大楼----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它即使不扩充规模，人民也认为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