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门为何要自制呢？对此，我们还是先来检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认知。斯通（Harlan F. Stone）大法官曾在1936年的美国诉巴特勒案（United States v. Butler）中写下了这样的经典学说：“法院宣布法律违宪的权力受制于两条与司法理念（judicial consciousness）密不可分的指导原则。其一是法院仅仅关注立法权力而不去关注所立之法是否明智。其二是当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违宪行为受到司法制衡时，此时对法院制衡权之行使的唯一钳制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自我克制意识（our own sense of self-restraint）。”[28]而在此之前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大法官更是在一份判决意见书中告诫人们：“崇高的宪法规范条款必须谨慎适用。在（宪政）机器的连接处留下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some play）是必须允许的，同时必须记住的是，立法机关是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最终维护者，就这一点来说它与法院一样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9]美国历史上的多数大法官都对司法自制理念有所阐扬，以上斯通和霍姆斯的有关司法自制的理念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罢了。但它们就足以告诉我们司法部门在宪法审查过程中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保持自我克制意识对于维持权力分立下的宪政政制有多么重要。而司法部门保持自我克制、尊重立法机关的价值选择其行动就是在宪法审查过程中选择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二战后，渊源于美国的司法自制理念像宪法审查制度一样被传播到了德国等欧陆国家。拉伦茨在检讨合宪性解释之正当性时曾同样地指出：“在具体化宪法原则时，法官应尊重立法者对具体化的优先特权。假使原则的具体化有多种可能性，只要立法者的抉择并未逾越其被赋予的具体化空间，则法官应受此抉择之拘束。”[30]

　　当然，从权力分立、司法自制的视角检省合宪性解释之正当性，远非笔者之独到见解。事实上，陈新民教授很早就从权力分立的维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如他在《立法者的审慎义务与解释者的填补任务》一文中曾分析道：“基于权力分立的角色，属于个案且被动消极色彩的司法权及在其范围内之违宪审查权，宜尽量尊重立法者的判断，以免阻碍一个进步中的社会所需要的‘具有活力的立法（Dynamische Gesetzgebung）’。故除非释宪者能够极明确及自信的肯定立法者的决定已违宪，否则宁可尊重立法者的判断，故这是由‘宪法的权威性’转变成对‘具有民主正当性之立法者的权威性’的尊重，此亦是‘司法自制’的写照。”[31]由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本身具有民主正当性，适用法律裁判个案的司法部门在解释法律应受此种民主正当性的控制与制约，除非目光流转往返于种种可能的解释后合宪性解释依然求之而不得，否则，合宪性解释应是多种法律解释方法中的首选。是故，我们的结论即是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就在于宪政民主下的权力分立原则，以及由此原则所产生的司法部门的自制理念。以此认知为前提，我们就不难理解德国法学家黑塞（Konrad Hesse）关于合宪性解释的着名论断了，他说：“在立法与宪法司法的关系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在宪法具体化时谁具有优先权限。当合宪解释被理解为根据实际可能性来维护法律的效力时，那么这一基本原则在功能法意义上，就将表现为一种法官对立法者的退让以及在宪法具体化过程中立法者优先的原则。民主立法者的意志与行为享有合宪性推定，对于调整生活关系的法律而言，他是第一位的承载者。不允许联邦宪政法院对于立法者这种优先地位有所争议，也不允许由此而改变这种实证宪法既定的功能。”[32]

　　综上可知，对于合宪性解释而言，如果说其正当性表面上在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与稳定，那其深层的根源则在于维护使得国家法秩序得以继存和发展的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分立原则要求，作为司法部门的法院在解释法律时应尽可能地尊重充分体现民主与民意的立法机关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在解释法律时如有可能就必须选择合宪性解释。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就在于此，而将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定位于一项法律解释要求的原因亦在于此。

　　四、合宪性解释限制

　　周永坤教授在评介合宪性解释方法时认为，此种解释方法要求对普通法律作解释时，不得作出违反宪法的解释。[33]毋庸置疑，此种见解乃是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重大误解。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不是绝对的，它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法律，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解释法律时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换言之，合宪性解释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法律规范的法律解释方法，实践中此方法之运用有不容置疑的界限。

　　“如果合宪性解释要维持其解释的性格，它就不可以逾越法律字义及其意义脉络所划定的界限。联邦宪法法院就多次提及：‘鉴于规定的明显字义’，合宪性解释已不复可能。合宪性解释也不可以对法律的目的恝置不顾。”[34]这是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中评介合宪性解释方法时的原话。它清楚地展示了拉伦茨对合宪性解释方法适用界限的认知。除拉伦茨外，德国还有很多学者重视合宪性解释限制问题，如魏德士教授亦在其《法理学》一书中指出：“合宪性解释不能用于歪曲地解释违宪的法律规定。在联邦宪法法院看来，‘在法律规定与文义以及被明确承认的立法者意志相矛盾时’，就不应当采用。在这种情况下，有问题的法律规范是违宪的，因而是自始无效的。根据基本法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转义解释可能是违法的（contra legem），是对立法者权限的非法侵犯。”[35]由此可知，对于合宪性解释之限制问题，学界业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不宁唯是，实务界在合宪性解释限制方面亦不落伍，诚如两位学者所提到的那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宪法裁判中对合宪性解释限制多有涉及且剖析深邃，如早在1958年联邦宪法法院就在阐述合宪性解释方法的经典案例——“退休金案”中对合宪性解释限制问题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规则化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