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一项法律解释要求：合宪性解释的性质

　　关于合宪性解释的性质，我国大陆法学界迄今尚未予以检讨，相关的论着当然是付之阙如。在此，笔者拟先对域外及我国台湾学者对此论题之研究文献进行一番梳理，尔后在此基础上略陈个人之管见。

　　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即它能否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学方法论颇为发达的德国曾有过激烈的论战。大多数学者如拉伦茨、博格斯（H.Bogs）等均对合宪性解释属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种抱持肯定态度，但亦有学者如贝特尔曼（K.A.Bettermann）对此坚持其否定观点。据吴庚教授的评介，这两造之间的主要观点可概括摘录列表如下[13]：

　　
　　
　　
　　
　　
　　
　　
　　

肯 定 论	否 定 论
（1）位阶较低的规范，应该以位阶较高的规范为取向而解释，这是规范解释的通则； 　　 （2）法律乃是民意代表机关意志的体现，受有效的推定，而合宪性解释正与此暗合； 　　 （3）法体系的整体性要求部门法必须接受宪法概括条款的价值认知，当部门法有多重意义时，只能选择合宪性解释，否则法律的整体性即遭破坏，又合宪性解释填补漏洞之功能，亦可发挥法律完整之作用； 　　 （4）宪法基本权条款直接有效，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立法受合宪秩序、行政及司法受法律与法之拘束，这两项使得法官在解释法律时有义务作成合宪性的认定。	（1）所谓位阶较低的规范，应以位阶较高者为取向而解释，乃解释之一般原则云云，事实上在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纯粹是论者为维护合宪性解释的假定； 　　 （2）合宪性解释是一种错误的示范，根本不是做规范解释，而是变调的规范监督，将违宪的法律解释为合宪，名为忠于宪法，其实是放弃违宪审查的责任，但若直接宣告违宪，可能更是忠于宪法的表现； 　　 （3）合宪性解释为避免宣告法律违宪，通常须转换文本之原意，其名为尊重国会民意，实则扭曲立法者的原意； 　　 （4）具体行政行为亦仅受有效推定而不受合法推定，法律自公布后充其量只能作有效推定，绝不至于受合宪推定。

　　以上否定论的第二项与第三项显然对合宪性解释存在着重大误解——只知有合宪性解释而不知有合宪性解释限制，而法律解释以较高位阶法律为规范取向和法律受合宪性推定，其实亦早已为各国学界通说和司法实务所支持，因而否定论的第一项和第四项亦有强词夺理之嫌。是故，合宪性解释事实上可以被认定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关键在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尚须对‘宪法’加以诠释，一方面在于保全法律，以维护法秩序的安定，他方面亦有开展宪法，以实践‘宪法’的规范功能”。[14]因而，合宪性解释不但能视为一种单纯的解释规则，而且是法律解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冲突规则与保全规则，[15]其所发挥的具体化方法功能可谓不言而喻。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如文义、目的、历史、体系和社会学解释等等常常被首先运用到，尤其是体系解释方法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往往首当其冲。魏德士、王泽鉴、吴庚等学者皆认为它属于传统的法律体系解释之一种。不过，“低级规范是否符合高级规范问题的决定，意味着高级规范的适用”[16]，因此，在将合宪性解释看作是法律体系解释之一种的同时，并不能亦无需否定它对宪法这种最高级规范的适用以及它在法学方法上所发挥的独立性的功能与价值。职是之故，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足以能被判定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

　　不宁唯是，合宪性解释同时还是一项法律解释要求，而且与其独立解释方法之特性相比，其法律解释要求性质更为鲜明。

　　“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释。”[17]“法律解释的任务就在于：清除可能的规范矛盾，回答规范竞合及不同之规定竞合的问题，更一般的，它要决定每项规定的效力范围，如有必要，并须划定其彼此间的界限。”“解释始终都与该当法秩序的整体及其基础的评价准则密切相关。”[18]而在现代社会，国家法秩序的基础不是其他法律规范而恰恰是宪法规范。规范矛盾和规范竞合，首先面临的就是是否与作为法秩序基础的最高规范——宪法规范相矛盾、相竞合的问题。“如果这个法律有效力，那么，它之所以有效力只是因为它符合宪法；如果它与宪法有抵触，它就不可能是有效力的。一个法律的效力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曾在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创立。”[19]因而，被解释的法律是否和宪法相抵触，它能否被作为国家法秩序之基础的宪法规范的意旨所涵摄，从而具有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效力，这是法律解释时无法回避甚至是必须首先直面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对此等是非问题，合宪性解释最有用武之地。在美国、瑞士、德国等国家的宪法裁判实务中，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很早就被自觉地发展起来并业已长成为一种成熟的、规范化的法律解释要求。作为一项法律解释要求的合宪性解释宣示，除非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因其字义显然与宪法相抵触从而无法进行“合宪性”解释，否则合宪性解释方法理应优先考虑、当用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