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涉及1951年联邦薪俸法对退休公务员（军人）给付过低之退休金，是否违反基本法上的平等权。该案之所以在关于合宪性解释方面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原因恰恰在于法官在判决理由书中对合宪性解释适用界限作出了如下三项具有裁判规则性质之规定。

　　第一，法官对于那些文字及其意义皆极为清晰之法律，不得以“合宪性解释”方式，作相反意义之解释；

　　第二，依薪俸法清晰之内容与目的，对于某些种类之公务员不予考虑支付退休金，致引发有违基本法第三条第一项平等权之规定（按：该条款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不得藉助补充解释方式，将此种类公务员纳入本法之给付范围。

　　第三，立法者如果有偏惠某些种类的公务员而导致违反基本法有关平等权之规定时，联邦宪法法院得宣告此等条文违宪无效，或宣告立法者忽视制定有利于其他种类公务员之规定违宪。如未能绝对保证立法者在遵守平等权时一定会将此等公务员纳入法律规定时，法院并不能将此等未纳入给付之公务员，一律适用该法律之规定。[36]

　　由此可知，合宪性解释有其适用上的界限，不但赢得了法理学界的广泛认可，更在司法实务中得到了法官的躬行实践。既然如此，那合宪性解释为何不能无条件地适用？对其设置界限道理何在？笔者以为，苏永钦教授对此疑义之思考值得吾人参考。苏教授认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毫无节制的运用可能造成国家机关之间功能分工上的混乱，“解释者如果不能体察宪法分权分工之旨而在运用此一解释时知其所止，很容易发生越俎代庖，不再是‘最适当的人作最适当的决定’，反而资源错置，政出多门。”[37]苏教授认为对合宪性解释的恣意运用必然会产生功能分配扭曲的危险，这种危险具体表现在导致司法者与修宪者、司法者与立法者、司法者与行政机关及宪法法官与普通法官之间在其职能和职责方面发生混乱，[38]从而事实上危害着国家法秩序的统一和宪政主义架构的稳定，与合宪性解释的初衷及目标相背离。总之，诚如拉伦茨所言，合宪性解释要保持其法律解释而非法律创造的性质，就必定受到限制，其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的运用无论如何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那合宪性解释限制的具体界限在哪里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裁判中曾多次对这个界限问题作出过明确的阐述，其要旨可概括归纳为两个方面：（一）合宪性解释必须限定在被解释的法律规范的文字意义范围之内；（二）不允许触及立法性的基础性决定、法律规范的价值评价和内在目的，不允许赋予一个明确的法律以相反的意义，不允许立法性目标在一个根本点上被误解或歪曲。[39]毫无疑问，合宪性解释一旦逾越了此两条界限，那就正如对合宪性解释持批判态度的德国法学家贝特尔曼所言，合宪性解释将成为一种错误示范（falsa demonstratio），它避免宣告违宪的做法名义上是尊重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而实则扭曲了立法者的原意；将违宪的法律解释为合宪，名为忠于宪法，实是放弃违宪审查者的责任。[40]是故，合宪性解释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以上两个方面的界限、限制，任何时候都不可逾越此种界限，否则，合宪性解释就不再是法律解释，而变质为一种法律创制，而且是违宪的法律创制——根据宪政政制下的权力分立原则职司法律解释的司法部门无权创制任何法律。

　　总括而言，文字字义是法律解释的开始与基石，对于其文字字义明显与宪法规范意旨相冲突、相违背的法律规范，绝不应以合宪性解释方法对其作出所谓的“合宪”解释。无论是在法律漏洞填补方面还是规范目的的限缩或扩张方面，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与所可能发挥的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方面滥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其实是一种无视合宪性解释限制的行为，它本质上是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背叛。

　　五、合宪性解释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

　　长期以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司法裁判中，尤其是在宪法审查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维护国家法秩序的统一与稳定方面厥功甚伟。为便于直观地认知合宪性解释方法，了解此等法律解释方法在裁判过程中的实际运用状况，笔者拟以域外几则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例透视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过程。

　　一般而言，在带有宪法审查性质的司法裁判中合宪性解释方法最有被适用的可能，或者说最有用武之地。最早在司法实务中厉行宪法审查的当然非美国莫属，而最早在宪法审查时自觉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的亦当然属美国。基于权力分立原则，司法自制哲学常常在美国的宪法审查实践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司法消极主义成为美国宪法审查的传统价值立场。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正是司法消极主义传统下的产物，司法消极主义这种传统价值立场的实现对合宪性解释方法倚重甚深。是故，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宪法审查案例在美国不胜枚举，在此笔者就仅仅简要评介其中的几则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