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顾

甘超英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宪法已走过六十年历程。身历最近三十年经济的沧桑巨变、国家之日益强大，深感变化之不易，恍如隔世。回顾新中国5部宪法的经济规范，可以发现这种感觉或意识的制度性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尽管人们现在对改革开放前即1978年以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很不以为然，但那是历史造成的，这个历史背景不仅包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包括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所以，“历史地看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即应在考察宪法规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分析并评价宪法规范，才有可能裨益今天。不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我们在考察1949年以后中国宪法中有关财产权的规定、甚至是八二宪法的规定，于今而言，亦属历史，其结论自然会有褒贬。由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且由于今天的巨大成就使过去变得相对渺小，我们对三十年前的新中国宪法经济史之评价，必然贬损多于褒扬。笔者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就难于解释今天的进步，也难于说明今天进步的合理性。

　　一、有关财产和财产权的一般认识

　　（一）古代中国的财产观

　　公元前200多年，汉高祖刘邦在进入关中地区时曾与秦国父老约：“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3]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代已经有了明确的自然权利观念，但至少在那时，除自由外，洛克所阐述的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就已经是中国法律的主要关怀了，通过“盗”的抵罪，间接将财产与生命和安全并列为最重要的个人利益。

　　“约法三章”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绝不代表财产权的形成，因为法律保护财产不能说人民就享有权利。当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处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下时，拥有个人财产的事实，并不能形成一种与公共权力相对抗的个人权利。如果中国古代的人们想到了抽象的权利，并形成了抽象的权利观念，那么，这要么发生于并无绝对皇权统治的时期，要么仅仅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着，不可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所以人们说中国古代无权利。[4]因此，在绝对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固然没有法律权利，但却有观念上的权利即权利观，否则，一个很早便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国不可能存在如此长久，因为既然权利是天赋的，天赋权利其实就是权利观，皇权统治不可能剥夺。中国古代有着对权利的基本理解，成为我们今天得享法律权利的文化基础。近代以后与古代的不同，只在于个人权利对国家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已，现代国家中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人们的财产能力。[5]而中国古人对权利的理解，恰恰就是从财产利益开始的。

　　中国古代较早论述财产利益的人当属墨翟。墨子认为，“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6]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权”、“利”：前者表示“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即判断事物的一般标准，可理解为“正当”。[7]“利”就是“所得而喜也”；“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吴毓江先生的训诂说，墨子的意思是，“利基于主观之喜悦，同时以不妨害他人为限，若妨害他人，己虽喜之，仍非利也”。[8]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墨子的“利”理解为权利，因为在墨子那里，“利”就是一种相互关系：[9]这种看法早于康德两千年。[10]因而，在笔者看来，现代中文以“权”和“利”结合而成的所谓“权利”，就是指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当的利益”。墨子对“权利”的阐明，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他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人的权利观奠定了语言学上和观念上的基础。其次，其他古代思想家也讲“权”、“利”，但多数是从哲学上或统治学或政治学上进行考察，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统治；而墨子的“权利”观最接近现代理解，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探讨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尝试，所谓“交相利”，其重点就在于普通人的利益，他的“权利”，是对财产的一种正面价值肯定。最后，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相联系，最重要的是，墨子对“权”和“利”的分析，本原上就集中于个人财产权，可以说，除墨子外，先秦思想家尚无进行这类讨论的；由此还可以说，最符合现代需要的中国古代权利观就是墨子的权利观，这种权利观就是财产权观，“权利”就是财产权。

　　不过，儒家有关财产权利方面的看法，是中国古代社会一般人的正统财产观念。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11]儒家否定上文所说的墨子的“权利”，[12]但并不否认“利”，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3]肯定财产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为富不仁，宁可不要财产；他还要人们“见利思义”，[14]即在利益面前应先考虑利益是否符合道德。所以，儒家与墨家的首要区别在于把“义”和“利”作为对立的社会价值而绝对分开；然后，在“义”、“利”之间，任何时候都将“义”放在首位，而“利”则在任何时候都被放在末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5]就是儒家在观念上对个人享有财产权所作出的最大让步，而其极致就是理学家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导。[16]孤立地看待儒家的这种义利观，我们不能说它是不正确的，但如从儒家财产观的整体看就有问题了：第一，儒家的权利观区分了“士”与“民”，且认为“士”的观念应作为社会一般观念标准，所以，很难说“民”对“恒产”的要求具有正当性，也即从理论上否定财产权对个人和对社会的意义。第二，与墨家“义”、“利”相关的思想不同，儒家首先把二者作为对立的价值观来看待，非此即彼，讲“利”便悖“义”，反之亦然；第三，儒家—特别是宋以后儒家—更强调统治秩序，如果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本应为社会普遍道德标准的义、利的判断权就归于君主了，而君主的考虑总是“义”而非“利”，从而使历朝历代的社会秩序的选择高于权利的选择。总之，儒家有关私有财产的贬损态度，对国家判断个人私有财产及其权利的地位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财产观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财产观念上飞跃式的进步。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人传统财产观中引入了最广义的“公共财产”的概念，即社会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财产概念的核心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7]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财产是指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有。一者，这里的公共财产当然不同于中国古代封建制下“莫非王土”的概念，“王土”的表述可以被理解为最早的国家财产概念，同时也可理解为最早的“权力经济”的概念。[18]二者，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财产的概念有别，后者主要指民法意义上的国家财产，不包括主要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人带来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矛盾及分析，证明了公有制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这些都构成了新中国宪法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上述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财产观与中国传统财产观发生了某种结合。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现代中国的财产观是古代中国财产观的某种延续，一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的财产权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罪恶，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广大人民的贫困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9]这些社会问题必须解决，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不可能消除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20]由于生产力本身不受人们意志左右，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生产关系，即使财富的占有、生产和交换社会化，而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因此，按照历史的规律，“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21]由此，“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2]

　　与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承担着两项任务：一是“救亡图存”，二是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两项任务的根本指向，其实就是一个：使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假如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两项任务的完成需要资本积累，而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积累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人民否定了资本主义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以及实践这个学说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强大的国家，再依靠国家强制力集中社会经济力量以完成“积累”，从而使中国变为工业国并彻底地“救亡”。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论断的政治经济学证明。

　　进一步说，国家权力式“积累”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私有财产完成两项民族任务之能力的否定，儒家财产观恰恰提供了这个前提条件。如上所述，宋明儒家理论的最高境界是“存天理，灭人欲”，否定个人财产对个人本身的价值；虽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财产对个人本身的价值，但否定个人财产对社会的价值。[23]因对个人财产的这种相同的否定态度，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财产社会化或公有化的主张和剥夺私人生产资料的主张时，便不见很大障碍。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基本方面成功地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现行宪法序言第六段）。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亦有一些重大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具体问题及其具体解决主要是：

　　第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成功建立了政权，使这种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24]直接确立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形式。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经济制度的内容，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更实际地说，在国家经济决策中，“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于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选择”，同时，当国家对自己的社会特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时，即没有按照客观状况对意识形态中国化的发展时，它还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自由，从而至少迟滞了经济发展的脚步。[25]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对八二宪法的历次修改，既使经济制度适应了人民的需要，又在经济政策上摆脱了教条的影响。

　　第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经济上废除了私有制，从而使抽象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权威的地位。然而，从革命实践看，中国革命的本质是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废除私有制；但革命的胜利，在主体方面其实是依靠农民获得的。[26]因此，在革命过程中，我党就必须以革命符合农民利益来号召农民参加，即保证还农民以土地，而小农经济就是私有制！所以，革命的目标和革命主力军的目标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关键是使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否则，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废除私有制的目标不可能最终实现。然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通过宪法的和政治的措施致力于解决上述矛盾，消灭私有制。如果我们把我党“还地于民”的主张看作是与农民签订的“契约”的话，1958年及以后的宪法实践就是违背了与农民的“契约”，从而导致全国大多数人民在经济生活中的消极。1978年的农村改革及在宪法上的反映，实质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废除私有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它还大大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感。尽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是解放了城市。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党很难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打败国民党、进入城市。正是在红军长征后吸取了土地革命的教训、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同盟关系的基础上，革命才较快取得了胜利。[27]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城市进步阶层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统一战线关系，两个本是对立关系的主体共同推翻了暴虐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解放后，本来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相处甚欢，政府承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只是在斯大林的点拨下，1954年宪法在实质上排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1956年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使中国资产阶级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同时也丧失了与共产党之间的信任关系。又一项“契约”关系消失了，而这个契约中失去财产和政治影响力的一方，恰恰是中国社会的精英。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上和宪法上重建统一战线即“爱国统一战线”，以及恢复和加强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恢复传统中国社会精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积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