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桩田土纠纷，起因于张之才将公田私卖，得钱逃走。基于私卖的缘故，前县断令退田，但是张之才逃走，张之浩又贫苦，无从退价。判官认为，虽然私买田地本属不该，但是“以人情论，似不能勒令伊等退田，全不给偿”。既然卖者无法退价，买者又不能退田，只好情调理处，判令各买户再出钱若干给原主另置公产。在此案中，私卖田产的事实清楚，只是祸首张之才得钱逃走，才使讼案难结。虽然私买田产理有不合，但如果退田而全不给偿，就会使买户“田价两空”，无怪乎他们“拒死相抗”。以西方的契约法理论，如果买户是善意第三人，则可以对抗原主，那么原主就会承担财产损失；如果买户是非善意第三人，那么财产的损失就该买户承担。照此原理，张之才得钱逃走后，尽管原主和买户均非祸首，但必有一方要成为绝对的损失方。尽管让买户再贴钱若干给原主，一方得价，一方置产，不一定符合西方法的正义，然而，两方利益各有得失，大致均衡，却符合中国法的情理。
类似的情形很多，再来看一例：
讯明帅开鼎之妻张氏，先因年岁荒歉，卖于江克全为妾，得钱六十四串。据帅开鼎供，从前实系逃荒，夫妻落于江克全家，经江克全霸占，并未得钱。质之江克全，供帅开鼎并非本人，实系姚字典冒充。当堂隔别审讯，先据帅开鼎供，十月十六日成亲；又将张氏另提审讯，供称八月初五日成亲；且父母生日，均不相符，足见帅开鼎并非本人。但江克全究不应娶有夫之妇作妾，且张氏到堂，诉称受其妻凌辱，不愿在江家过度，似非断离不可。然从前江姓所去之钱，不能落空，断令张氏交张立祥领去，原日身价六十四串，饬令减去二十四串，由张立祥付钱四十串，交歇家取保，到期如不付钱，饬传案押究。此谕。[7]（卷六）
此案中，帅开鼎之妻卖与江克全为妾，得钱六十四串，不过帅开鼎称并未得钱。质之江克全，供称帅开鼎并非本人，后经查实。判官认为，江克全不应娶有夫之妇，且张氏称受江妻凌辱，不愿在江家过活，应该断离。只是，“从前江姓所去之钱，不能落空”，断令将原价酌减，由张立祥付钱四十串将人领去。此案中，江克全娶有夫之妇，不仅不符合情理，而且还违反“娶逃亡妇女”之国法。但是，判官并没有简单将张氏判离，而是采取了回赎的方式，这其中的逻辑耐人寻味。从情理的角度而言，娶有夫之妇以及张氏受凌辱都构成断离的理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让江克全“从前所去之钱落空”。因为，张氏之得，缘起于买，或许有不等价的可能，但仍然是交易而不是“霸占”，惟有回赎才能使诉讼双方的利益维持大致的平衡。
以上两件判词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是私买田地和娶逃亡妇女，从情理的角度都存在正当性瑕疵，但是判官并没有采取没收的形式对待瑕疵交易，而是采取“准交易”的方式处理，以保持诉讼双方利益的平衡。由此看来，利益平衡比情理上的正当更为重要。
在明清判牍中，还有一类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情调理处时，基于具体案件的特殊性，同一事物的情理可能是多样的，但是，判官对利益的处断则始终保持大致的平衡。以下将主要通过田土案和婚姻案来说明。
先来看一件明代的田土案：
前件审得：徐傅乃蔡岩之继子。盖岩无嗣，幼抱傅为嗣者也。后蔡岩复立犹子蔡言承祧。岩共田五十亩，以三十二亩分蔡言，十亩分傅，余留自活。后因役事累言，言不胜相煎之急。傅已退田归宗，则傅与言已不相涉。言安得更求逞于傅也？缘近日蔡岩卖田与蔡复祖，傅不揣与蔡氏情谊已割，复备五金赎之。挟旧时之卵翼，赎已弃之箕裘，自谓于情理不左。独怪乎其已得之成业尚肯吐退，而既卖之余产何复恋恋也？言乃以为蔡岩之田应归己，傅安得袭而有之？竟不问其自何入手也。夫傅既出姓，而恢复蔡氏之产；言乃无价，而垂涎父卖之业，俱贪心所使也。田应归言为赡役之赀，其所费赎田银令言照契偿傅，以息争端。[2]（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