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讼费转型研究

　　现代中国学者所谓的诉讼费用，通常指诉讼当事人向审判机构缴纳诉讼所需的费用。大体上，诉讼费用由诉讼公共成本（审判费用）和诉讼私人成本（当事人费用）构成。[1]在晚清法制改革之前，清代中国国家法律对讼费未作明确规定，且将此种收费视为非法行为。[2]从法理上而言，清朝的当事人参与诉讼勿需向衙门呈缴费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讼费普遍存在。近年来关于晚清司法制度的专著虽日增，然而对清代中国的讼费如何由一种非法的收费现象至晚清转化为法定费用，晚清法定讼费制度的成形、当事人对讼费的分担比例及晚清讼费制度的实施等问题，目前既有研究罕有探讨。[3]为此，本文对清代诉讼费用的主要表现形态特别是其在晚清法制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试作研究。

　　一、陋规化的讼费

　　在晚清法制改革之前，缺乏国家法律依据的讼费主要先是作为非法的陋规现象普遍存在。黄六鸿曾谓：“凡所云陋规者，乃地方历来之成例，而非自我创始者也。”[4]后来方大湜亦谓：“陋规乃地方历来之成例，各处名目不一。”[5]陋规没有法定的征收细目，也无法定的收取标准和征收程序，非法律许可和朝廷知悉，所征收的数额不必向朝廷上报。它是各地书役相沿为例，基于职务之便违法向他人捞取的利益，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违法收费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受到高层官员遣责。顺治年间曾任浙江巡按的王元曦发现该省各地在案件受理后，奉有牌票的正差、副差、接差之差、提差之差“钻干不休，四道並出，……拘摄之票一来，中人之产立尽。……一词到手，原被勒其馈献，胥吏嗾使調停，止较金钱之多寡，即为听断之输赢。彼佐贰下役饿眼谗口，幸而有此一日，如调讥而得梁肉，惟恐肚皮难填；如积渴而得酒浆，恨不一吸立尽。要钱不己，必至丝麻布绢尽入网罗，狗彘鸡豚悉为携载。……一家不已，延及亲朋，亲朋不已，延及村落，村落不已，延及里图。”[6]类似描述在后来诸多官员文集中反复出现。[7]

　　书役在诉讼中非法索取讼费给案件当事人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这方面的报告在当时公私文书中屡见不鲜。康熙十八年（1679），福建陈仁丰等称，朱佛恩声称陈家祖遗坟山属其所有。为此，陈姓家族共同主持会议，“倘朱佛恩固执恃强，则当赴县控告，费用银两依照各房人丁均出，不许推托。”[8]清代南方宗族聚集地区，以宗族整体力量进行诉讼、由族众共同分担讼费的现象并不少见。乾隆初年，广东民众有凭一族之力兴讼的现象，宗族用所置田业的收入为讼费。[9]讼费由族众平摊，固然是因为涉讼标的关系族众共同利益，同时侧面反映讼费可能不菲，非公摊难以承担。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巴县陈为澍为免除受差役侵扰，以致宁愿舍弃部分田产收入，以求知县将自己从诉状中除名。[10]可见书役藉讼骚扰之甚！

　　衙役收取陋规现象引起了监察官员注意。嘉庆二十三年（1818），陕西道监察御史程伯銮向皇帝报告四川省各地衙门在诉讼中存在名目繁多的陋规，包括呈子钱、坐堂礼、鞋脚钱、轿马钱、酒食钱、差使钱、辛苦钱和酬谢钱等。[11]为此程伯銮建议皇帝要求四川官员革除陋规以至减少差役，降低民众讼累。[12]四川总督针对程伯銮对本省陋规现象的指责，于同年上奏皇帝，指出此现象在全国各省都存在。[13]他根据嘉庆帝指示下发“严行禁革”的通告，但一纸通告会有多大效果，颇值疑问。至道光十年（1830），四川总督琦善发布通告称，“自人命盗劫，以至田土钱债细故，一事到官，（差役）不论案情之重轻，先探两造之贫富。如案内有家道殷实之户，则先设法夤缘贿买差票，只求承行到手，即可高下在心。”这相当于认可及重述十多年前程伯銮指责的现象。同前任一样，琦善要求四川各地州县“除密访严拿，并通饬各属随时查察，有犯即惩外，合行出示严禁。”[14]这种事隔多年重复表述的公文，倒像是给上级表态的官样文章。各级官员除了以严刑峻法或因果报应恫吓书役等人不得向当事人需索外，诸如琦善等还指望属下各衙门差役道德自律。[15]除这种说教威逼利诱外，地方官员并无实际行动与有效政策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以防止索取陋规现象漫延与恶化。

　　诉讼费用缺乏法律规范的调整，其从当事人可忍受的范围、官员默许的程度漫无边际、变本加厉地朝敲诈勒索转变。愈到后期，随着吏治日渐腐败，情况愈严重。清代诉讼费用的实际数额与种类，在有限的一些官员文集和保存下来的少部分州县司法档案中偶有提及。道光六年（1826），四川省巴县陈上贵向知县控诉差役牟俸向他“陆续搕去食米铜钱共钱十七千六百六十文。”[16]同治四年（1865）正月，顺天府宝坻县民宝子馨提及其所开设的广成钱铺，“打官司共用银六百两”。[17]足见讼费数额之大。光绪五年（1879）台湾新竹县王乌番将田典与郭授义（典价三百八十元），郭授义又转典与彭梁材，郭向彭回赎时，彭拒赎而争讼，致郭授义支出诉讼费用数十元，王向郭回赎田业时，郭向王勒还其讼费支出才允许其回赎田产。[18]光绪七年（1881）新竹县民妇张氏的呈状称金姓差役：“欲大礼银百余圆，”[19]致张氏被差役逼到卖子的地步。此类情形甚为惨烈。

　　讼费具体类型与收费金额在官方正式文献中极少有详细全面的记载。至晚清，为配合修律与法制改革，清政府主导了系例习惯调查，其中规模较小、且不为现今学者熟知的一项，就是在宪政编查馆主持下，一些省设调查局进行的诉讼事习惯调查。据笔者了解，当时诉讼事习惯调查至少曾在四川、山东、湖北、直隶、广东和广西等地展开。这些调查为我们了解清朝长期存在的讼费种类与数据提供较完整的宝贵信息。

　　据直隶调查局的调查，该省诉讼费分民事、刑事两项共16目，民事涉及状纸费、代书费、投状费、差费、堂费、房费、上控费等7目；刑事涉及状纸费、代书费、投状费、验伤及验尸费、踏勘费、差费、房费、堂费、上控费等9目。[20]广西诉讼费用有：呈状费、传提费、审判费、钞卷费。讼费数额与名称在各州县互异，广西调查局提供的讼费类型与数额远非全面，“收受陋规等弊，多中于官吏，往往相戒箝口讳莫如深。虽径情调查，亦难详确，网漏之诮，知所不免。”[21]根据《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四川讼费名目包括状纸费、代书费、传呈费、票钱、路费、草鞋钱、下马饭钱、烟茶钱、带案钱、看押钱、开锁钱、口食钱、喜钱、伤单钱、勘案钱、开单钱、站堂录供钱、具结钱、抄录呈稿钱、抄批钱、抄判钱、开单钱、带案钱、站堂钱、看门钱、唱名钱、录供钱、茶房钱、提刑钱、少数钱、换毛钱、灯油钱、写结费、和息费。[22]上述讼费根据案情审理的进展状况不同，其收费名目及数额均各不相同。

　　各项讼费作为书役向当事人违法收取的陋规，其收取标准不区分民事财产与非财产案件及刑事案件，不区分胜诉与败诉当事人，也不按照所争讼物为标准，在于双方分配讼费承担的义务。书役索取陋规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贫富差异与可容忍的地步、案件对当事人的重要或紧迫程度。陋规为何在清代司法过程中成为普遍存在的严重现象？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清朝中央与地方可支配的税收及书役的收入等方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