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确定了政府义不容辞的救助责任。社会救济本身就具有无条件性，凡是属于救济范围的社会成员，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对其实施帮助，并不以接受救济对象支付一定的金钱或履行一定的义务为条件。[4]（P341） 《收容遣送办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而《救助管理办法》的立法目的则是为了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同时，《救助管理办法》第2条的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第6条的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提供救助，不得拒绝、第7条的救助站应该提供救助措施、第10条 救助站不得向受助人员、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受助人员从事生产劳动、第11条和第12以及《实施细则》中的第4、10、11、13、14、18和22条的规定等，都充分体现了社会救助是现代政府职责的立法精神，促使政府职能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3．确立了民政部门在救助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在实施《收容遣送办法》阶段，公安机关作为其负责主体，在整个活动中始终扮演“抓”和“押送”的角色。公安机关对收容遣送工作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收容遣送制度朝着强制措施的方向发展，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救济管理办法》则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指导、监督，由此确立了民政部门在管理城市乞讨流浪人员中的主体地位。

　　4．界定了救助对象，规定了救助准入条件。在《收容遣送办法》实施过程中，收容遣送对象被不断扩大，直至扩大到流落到城市来寻求发展的农村青年。《救助管理办法》则明确将救助管理对象严格界定为“城市中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而不是所有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细则》又进一步界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为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和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情形的，不属救助对象。救助对象的界定，既使救助对象有了保障，也有利于救助制度的建设。

　　5．严格享受救助期限和设置终止救助的条件，有5利于防止养懒汉制度的产生。在受助期限方面，如《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第17条规定：救助站已经实施救助或者救助期满，受助人员应当离开救助站。在终止救助方面，有如第5条第3款的对拒不如实提供个人情况的不予救助、第10条第2款的救助站发现受助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个人情况的应当终止救助、第16条第2款的受助人员擅自离开救助站的视同放弃救助，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第17条的救助站已经实施救助或者救助期满，受助人员应当离开救助站，对无正当理由不愿离站的，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等规定。救助期限和终止救助的规定，十分有利于防止养懒汉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