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食品本身的可靠性与转基因技术的攻击性及毁灭性。既然转基因是一种基因技术，由于科学上的局限性，在没有充分证明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很可能被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做为生物武器，对我国进行攻击。即使不是如此，我们也绝不能冒险做转基因食品的小白鼠。

　　2、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如果依赖外国技术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大肆种植，如果外国终止提供技术，在良田被转基因植物“污染”不能复垦的情况下，我们会陷入粮食危机，被外国所控制。

　　3、我国转基因领域目前缺乏健全而严格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标志和可追踪性的严格要求；健全的决策、咨询机构，公开透明的议事、决策程序；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体制安排，包括公共磋商的机制等等 ，没有健全的法制基础下贸然推广转基因食品，必然会带来各种冲突与纠纷。

　　虽然国内转基因相关专家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努力澄清各种问题，给转基因食品正名，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对转基因食品保持反对态度，坚决抵制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生产和进口。针对目前现状，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我国的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必须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国亟需出台一部生物安全领域较高层次的立法，规范整合包括之前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相关部门规章。这样，政府才能减轻舆论压力，合法合理的进行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研究。

　　二、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不同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法

　　欧美等国在转基因领域的研究，要远远早于我国，在转基因领域的立法，也已经趋于完善。因此，我国关于转基因的相关立法，必须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结合自身特点逐步进行。美国和欧盟是转基因领域立法的两个代表。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立法较早，并且明确了有关管理的基本原则，但总体相对宽松，立法也很宽泛，甚至没有统一的联邦立法，仅在其它法律中做出了规定。欧盟则实行以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任何与转基因相关的活动，都需要经过安全评价并接受严格管理。下面，我们就对两国的转基因领域立法分别做一介绍。

　　生物安全问题的提出，最早就是源于美国学术界的。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基因工程规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与1976年制定的，之后，西方国家才开始重视生物安全方面的立法。美国关于生物安全立法的概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