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最早规定请愿自由的是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此后，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等宪法文件都规定了人民的请愿权。

　　三、示威自由的由来

　　请愿自由演变为示威自由，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过程和政治过程。一方面，在民众之中历来就存在着对政府不信任、对法律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将请愿向示威的方向引导。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宪法虽然普遍确认了国民的请愿自由，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宪法上的自由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确实的保障，国家机关漠视甚至侵犯国民请愿自由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漠视甚至侵犯国民请愿权的官僚主义，往往会诱导民众将请愿变成示威。例如在英国，1839年6月，由128万人签名的要求工人平等参政的请愿书，递交到国会后，“下院几乎没过目便予以回绝”。[5]因此，宪章派的组织领导权便“落入更激进的领导人手中。” [6]

　　1842年，英国工人再次提交请愿书，并有300万人签名支持，然而英国政府仍然不予理睬。“第二个请愿书又被拒绝后，发生了一些罢工和暴力事件。”[7]实际上，就是引发了长期的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虽然在几十年之后，随着1867年的《改革法案》、1884年的《人民代表法案》、以及决定秘密投票的1872年的《投票制度法案》的实施，工人平等参政的合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但是在当时，人们的感觉就是，和平、理性、谦卑的请愿是无用的，请愿自由也是不存在的。这在客观上诱导了比请愿激进的示威活动的产生。

　　1776年7月4日公布的美国《独立宣言》也能证明，在1688年请愿自由入宪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臣民的请愿权实际上未能很好兑现。《独立宣言》说：“在遭受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我们都曾以最谦卑的言辞吁请予以纠正。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请愿（petition），却只是被报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因此，可以说，民众的示威活动是请愿制度失信和民间激进情绪相结合的产物。

　　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大量的合理的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尝试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8]

　　马克思所说的“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实际上就是请愿演变为示威的过程。以上是民众的请愿活动演变为示威活动的大致过程。然而，从示威到示威自由，还有一段更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我国，1949年以来，宪法不再规定请愿自由，请愿自由被示威自由取代。

　　1949年9月出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障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此后的中国宪法都承认示威自由而不承认请愿自由。《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什么要用示威自由取代请愿自由呢？这肯定是有重要原因的。但是，查周恩来同志《关于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张友渔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条文的解释》等文献，都找不到明确的文字解释。因此可以推断，在当时，用示威自由代替请愿自由的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不言而喻的，无需说明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1936年《苏联宪法》（即“斯大林宪法”）的榜样作用。1936年颁布的“斯大林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规定示威自由的宪法，该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计，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项自由：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自由；④游行及示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