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国的纪念之年，也是转型关键之年。经济领域在金融危机下的主题是“保八”，投资促进型刺激方案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治理问题；传统政治与法律领域循着渐进改革的思路前进，但成效不彰。新旧矛盾累积演化，错综复杂，使得中国法治任务危重，步履艰难，但同时我们也从诸多的制度试验和公众参与运动中一瞥希望之光。“危机”成为中国法治在2009年的最大特色，“危”者，旧制不堪也；“机”者，新制欲立也。然新旧更替循法治之途，正合渐进改革和有序参与的政法逻辑。岁末更始，我们盘点本年度中国法治热点，总结法治建设规律，勾勒法治发展前景，意为传承法治理性，追求平衡发展，安顿多元价值。为此，我们精选出中国法治在“吏治”、“立法”、“政府公开”、“决策民主”、“行政执法”和“司法”六大关键性领域的十大热点事件作为分析对象。

　　吏治与法治

　　吏治是中国政治的历史主题，也是中国法治的时代主题。吏治明，则法治兴。中国“行政主导”的治理传统决定了中国吏治很难单纯寄托于司法之治，而需要政治与法治并行，尤其是需要通过政治决断力确立关键性的监督制度与责任制度。2009年的吏治领域，“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杭州公车改革”和“土地违法行政问责”成为三大热点事件。

　　》》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

　　官员财产申报一直是中国吏治尤其是反腐败领域长期呼吁建立的一项基础性监督制度，然而中央层面的立法一直久拖不决。2009年1月20日，新疆阿勒泰官员财产初次申报结束，“廉政账户”收款76万元，“收礼”项目为零，新增的“秘密申报”项目则未公开。阿勒泰的地方试验初显成效，成为2009中国吏治改革的“破冰”之举，但关键性项目的申报零数和“秘密申报”的不公开却暗含着制度选择的现实性与妥协性，有滑向仅具形式意义的“收入申报”之虞。官员财产申报关系政体维持和反腐大局，因此，政治决断的重要性远重于地方零星的试点。应通过中央立法确立基本制度和操作框架，强力推行，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各种地方性试验。

　　》》杭州公车改革

　　据信，中国“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六分之一强。这些大大“膨胀”的公共支出严重浪费了财政资源，滋生了腐败作风，萎缩了公仆精神，成为中国吏治的一大顽疾。杭州市于2009年5月启动第一批公车改革，取消副局级以下公务人员的配车，改为车补，300-2600元/月不等。改革之后两个月，公车费用下降32%，效果明显。也有论者指出，配车改车补有变相增加领导收入之嫌。但是，作为一种现实选择，杭州车改举措仍然是一种进步，至少通过明确补贴标准的形式取代了公车私用和滥用，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压缩公车消费。杭州车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跃跃欲试的公车改革，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寻求思维突破，特别是要强调改革的程序创新，不能老是“自己改自己”。此外，我们也期待各地在公费出游和公款吃喝方面进行积极的制度改革，形成治理“三公消费”的整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