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骚扰现状

　　第一节　性骚扰：从道德调整到法律调整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性骚扰的概念，但性骚扰这个名词为中国人所熟知，是从克林顿性骚扰案件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初，性骚扰在中国就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可首次被收入新版《辞海》是1999年。《辞海》给性骚扰下的定义是：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用语，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利关系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利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的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义将性骚扰定义为权利骚扰、性别歧视，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武汉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廖皓磊曾两次著文批驳。[28]但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甚至谈不上是社会学概念，我们无须过多的责难。

　　1999年3月4日，陈癸尊等人大代表向人大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性骚扰法＞的议案》，性骚扰问题才“浮出水面”，纳入法律视野。但当时的公众认为，性骚扰是“大惊小怪、是某些女性的过敏反应、是不检点作风，是开放的女性自取其辱、缺乏幽默感”等等，人们对生活中最常见的语言上的骚扰、舞场上的骚扰和闹婚中性骚扰习以为常，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性骚扰行为。[29]当时，在一般人看来，性骚扰是与“耍流氓”差不多的行为，在新刑法取消流氓罪后，找遍法律条文也找不出有关性骚扰方面的规定，当时有关性骚扰的报道多与名人有关，属于报上的花边新闻，中国有没有性骚扰，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骚扰，谁也说不清楚。

　　性骚扰在中国作为热门话题，固然与媒体的过多宣传有关，更与法律层面的真空有关。1979年的《刑法》有一个口袋罪——流氓罪，这个罪名曾经受到批判，但它对那些有流氓行为的人确实能起到威慑作用，曾经有大量在公共汽车上调戏妇女被判刑的报道，也有在公安局大院厕所偷看女警员上厕所被判刑三年的报道，严格地讲，这些行为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但很多公共场所较为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以装进这个口袋，对加害人构成一种威慑，尽管“流氓罪”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它对公共场所的性骚扰行为的确能起到震慑作用。新《刑法》取消了这个罪名。法律之剑只可能在哪些骚扰者强奸、侮辱、猥亵他人，并且达到犯罪的程度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