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立法模式选择　

　　我国企业集团应采取何种模式，理论上曾有两种不同主张：一为“单行立法说”，该学说主张以一个综合性法规调整企业集团，制定专门的《企业集团法》，并以之明确政府和集团、集团和从属企业之间的关系，利益分配方式及其权利和义务。[2]二为“多维立法说”，该学说认为我国目前有关企业集团的单一立法很不完善，欠缺制定综合性的《企业集团法》的基础，为避免正在制定的法规重复，宜以公司法、反垄断法、税法等多维法律结构规制企业集团。[3]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各有偏颇。首先，“单行立法说”企业以一部《企业集团法》涵盖企业集团的所有法律问题，排斥了其他法律对企业集团的补充调整，其缺陷较为明显。事实上，即使在采取集中式立法模式的德国、法国、欧共体，除对企业集团制定专门立法以外，也还有其民法、商法或公司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设置了规范企业集团的零星规定。其次，“多维立法说”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对企业集团采取附属式立法调整模式的国家大多将公司法作为企业集团的基础法，对控制公司和从属公司的关系、权利义务等作比较详细的规定。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却极少涉及上述内容，显然“， 多维立法说”未被我国立法机关所采纳。寄望于近期内对《公司法》作大规模修改，并以之调整企业集团显然很不现实。第二，多维立法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法规重复，但这种立法模式由于缺乏相应的基础法，法律文件过于分散，易于形成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徒增执法成本，这恰是我国目前企业集团立法实况和应予整治的问题。第三，尽管目前企业集团法只在少数国家形成专门立法，但其独立化趋向已日趋明显，[4]多维立法说与此潮流不相吻合。第四，我国是经济上后发展的国家，企业规模和竞争能力均有待强化。国家对企业集团不宜采取垄断禁止主义，故为促进其发展宜采取专门立法模式。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制定专门的《企业集团法》，以之作为规范企业集团的基础法，对企业集团的组建原则、法律地位、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统一调整，另设配套法规规范企业集团的具体运作。同时，为确保《企业集团法》的效力等级，结束目前部门规章“分割天下”的局面《企业集团法》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