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立法的层面——将国家制定、颁布的成文法进行道德评价更容易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言，德治和法治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然而笔者以为，相对于国家的立法而言，执法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更容量引起人们对法律的评价，而评价的基础则是执法是否公正，正义是否申张，于是笔者将“合道德性”引入执法，以此来探讨法律的遵守与法的亲和性之间的关系。
　　先从两类执法的案例谈起。一类是执法部门对嫖娼案件的处理，据笔者了解，一般是处以罚款。所以，“市面上”流传着“5000元钱搞定”的说法（至于故意创造该种案件出现的条件借以创收，属违法行为，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以内）。二类是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处理，多是对造假工具予以没收、对所涉商品予以销毁、对涉案人员予以罚款。涉案人员事后可能会另起炉灶，而且逾演逾烈（出现这样的后果部分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
　　举以上两例的原因，一是这两种案件一段时间以来被人们关注；二是处理方法都把罚款作为主要手段（当然会有其他方法）；三是同为罚款，社会反响不同。第一类案件用罚款来处理本身就值得怀疑，尽管执法者可能认为没有什么更好地方法，但笔者以为罚款肯定不是最好的。至少上面的执法可能给人造成“有水就是法，无水去他妈”（注：粤语中“水”指钱）［8］［p.149］的印象，而一旦将执法和金钱挂勾，就容易造成执法不公平的印象，尽管许多事实并非如此。以一种极端的理论来解释就是，“禁止富人与穷人一样在桥下睡觉、在街上乞讨以及偷面包，对他们来说事实上是不公平的”［9］［p.76］。既然在立法上不可能绝对避免这样的条文出现，这就要求执法者在执法时必须更加谨慎。群众对第二类案件处理的不满是认为罚款太少，对于不顾百姓死活的制假售假者，达不到“让其倾家荡产”、“不能让他们再害人”的目的。因此，可能造成的印象是正义未被申张。
　　上文群众对执法的反映（“不公平”、“非正义”）可能含有非理性因素，笔者也无意说此两类案件的执法是“非法”。笔者只是以为，不同案件的处理（包括制裁方法和量裁幅度）会引起不同的社会效应，关键是执法背后的东西——道德（诸如公平、正义等）。如果一项执法不能被人们在道德上进行认可，执法的权威就会大打折扣，不利于法律的遵守。反之，人们对执法的认同会使人们对法律本身的权威深信不疑，进而在内心深处激发守法的信念。
　　所以，我们在此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执法者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必须保证法律实施的亲和性，具体来说就是，在法治的前提下，始终不忘德治，作为执法者，在执法时必须留有充分的道德衡平空间，必须充分考虑所在地区、所属时期形成的道德风气。充分发挥执法的社会效应，宣扬适合当下社会条件的道德规范，以取得人们对法律的认同，这是促进“法律被遵守”的又一个要件。当然，我们又给法学家、法律家、法律工作者提出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努力发现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宣扬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并如何在执法活动中予以实施。之所以将任务总是抛给法学家、法律家和法律工作者，是因为在法律日益理性化、复杂化、专业化的今天，也许他们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尽管有人提出了由此可能出现另一种法律霸权话语的担忧，［10］［p.162］然而笔者是持乐观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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