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参见杨斌：《正确理解国民待遇原则》，《涉外税务》1997年第4期。　
　　参见丁淼：《从GATT到WTO看国际税收的协调和一体化》，《涉外税务》2000年第5期；沈秋明：《谈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　
　　参见刘剑文、熊伟：《国民待遇与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之改革》，《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单文华：《我国外资国民待遇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参见本书《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一文。　
　　参见邓力平：《经济全球化下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参见刘剑文：《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参见刘心一：《税式支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5页。　
　　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台）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70页。　
　　在评价投资气候的斯托伯氏“等级尺度”法中，税收优惠属于“外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差别待遇”一栏，列在此栏第三位，所规定的最高分数与“资本外调自由”、“政治稳定”等因素相同。　
　　参见韦特·P·甘地等：《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许建国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32页。　
　　参见沈秋明：《谈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秋季号。　
　　参见刘溶沧等：《税收中性：一个理论经济学的分析》，《税务研究》1999年第1期。　
　　参见靳东升：《税收国际化与税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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