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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软法区别于法理。法理是指法律（包括硬法和软法）中所体现的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理论。[14]法理不是法，因为法是由具体的规则和原则组成。法虽然也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是指适用对象的不特定性，而不是指内容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法理是从法（硬法和软法）中所抽象和概括出来的，但法理本身不是法。
第四，软法区别于政策。关于法（主要指硬法，但也可适用于软法 ）与政策（主要指执政党的政策）的区别，学者一般认为有以下四点：其一，法由立法机关（包括软法制定机关）依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且必须公开，而政策可由执政党制定，政策文件可公开，也可不公开；其二，法主要体现为规则，而政策可以主要或完全由原则性规定组成，，可以只规定行动的方向而不规定行为的具体规则；其三，法以一定制裁手段为其实施的保障，政策则主要靠宣传教育和纪律保障实施；其四，法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15]
第五，软法区别于行政命令。软法是由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等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人们行为的规则，而行政命令是行政机关给行政相对人、行政首长给下属、管理者给被管理者下达的命令。[16]前者体现民主性，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后者体现单方性，具有具体性、特定性；前者表达的是共同体成员的意志。后者有时虽然也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意志，但这种反映因没有共同体成员（或至少有其代表）参与的制约，是没有保障的，而且，个人自己的意志由他人反映与由自己表达是有质的区别的。
当然，软法虽然是法，但软法不是一般意义的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非严格的法）。为什么说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呢？说到非典型意义的法，我们就不能不回答什么是典型意义的法的问题，典型意义的法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典型意义的法，哈特曾描述道：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可能在某些基本的方面识别出法律制度（典型法律制度）的下列显著特征：（一）以惩罚来禁止或命令某些行为的规则；（二）要求人们对那些被自己以某些方式伤害的人予以赔偿的规则；（三）规定为了设立授予权利和创设义务的遗嘱、契约或其他协议而必须做些什么的规则；（四）判定何为规则和规则何时被违反并确定刑罚或赔偿的法院；（五）一个制定新规则和废除旧规则的立法机关。[17]
典型意义的法首先表现为强制性规则，由正式的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有刑罚和赔偿等法律责任保障实施，由法院裁决法实施过程中的纠纷等。而对于非典型意义的软法来说，则不具上述特征。尽管软法（非典型意义的法）与硬法（典型意义的法）同属于法，但软法与硬法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而且是重要的。
首先，软法的制定主体一般不是国家正式立法机关，而是非国家的人类共同体（超国家的和次国家的共同体）。一般学者研究的软法，有时虽然也包括国家正式立法机关制定的，没有法律责任条款的，从而不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但通常是指非国家的人类共同体（超国家的和次国家的共同体），如UN（联合国）、SC（安理会）、WTO（世贸组织）、ILO（国际劳工组织）、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EU（欧盟）、ASEAN(东盟)等超国家共同体，以及国家律师协会、医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高等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次国家共同体制定的规则或达成的协议。主体不同是软法与硬法区别的重要标志：硬法通常是国家法，软法则通常是超国家法或次国家法。
其次，软法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是由人们的承诺、诚信、舆论或纪律保障实施。软法之所以称“软”法，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软法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原因有三，其一，因为它的制定主体一般不是国家，即不能由国家强制实施；其二，软法一般是共同体内所有成员自愿达成的契约、协议，每个成员通常都会自觉遵守，无须强制；其三，软法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并不等于其没有约束力，软法一经形成，相应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如果违反，他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纪律的制裁，甚至被共同体开除，不得不被迫离开相应共同体。软法
第三，软法的争议一般不是由法院裁决，而是由民间调解、仲裁机构处理或争议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软法争议虽然不绝对排除法院裁决，在软法本身与硬法冲突，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因此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其当然可以请求国家司法救济。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因软法实施发生的争议，主要是由民间调解、仲裁机构处理或争议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而不是诉诸法院解决。
由于软法不具有典型意义的法（严格的法）的基本特征，所以，我们将之定位为非典型意义的法（非严格的法），它不一定要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不一定要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不一定由法院裁决其实施中的纠纷。
前面我们大致界定了软法的内涵，确定了软法的性质。我们之所以要花这么多笔墨来界定软法的内涵和确定软法的性质，一方面是为了明确软法的外延，明确哪些社会规则属于软法的范围；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目前软法研究中存在的“白马非马”式的“不承认软法主义”和“热狗亦狗”式的“泛软法主义”两种非常有害的偏向。 “不承认软法主义”，认为“软法非法”、“白马非马”，软法只是一种规则而不是法；“泛软法主义”则认为一切非硬法的规范皆为软法，即所谓“规范即法”、“热狗亦狗”。前不久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软法的研讨会。[18]会上即有这两派意见。前者认为“法”只能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人们的行为规则，非国家制定和非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就不能叫法；后者认为对人们行为有影响的一切显规则、潜规则，都是“法”，只要不是硬法，就是软法，软法包括政策、道德、理念及党和政府的各种指示、文件，等等。笔者认为，关于软法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且有害的，软法虽然软，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但仍是法，就像我们说到“人”这个概念，说人是能说话，能思想的动物，但是社会上有些人不能说话，不能思想，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人排除出“人”的范畴呢？恐怕不能。甚至一个植物人，不仅不能说话、思想，而且没有知觉，还应认为他是人。“法”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法也许是与国家紧密相联系甚至是不可分的，“法”只是指硬法或基本上是指硬法。但国家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只是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建立之前，人类行为是由一些社会规则、习俗所规范，所调整的，这些社会规则、习俗是当时的“法”。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发展，非国家制定和非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超国家法（国际法）和次国家法(社会公权力组织，如行业协会等，制定的规则)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境下，对法的认识仍抱住传统的观点不放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公法领域，在行政法领域，作为“软法”的规则大量存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研究公法，研究行政法，不能不同时研究作为“软法”的公法、作为“软法”的行政法，即不能不同时研究公法中的软法、行政法中的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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