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此场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与主张，而各人立论的根据，则可能大相径庭。因为，参与交锋的虽为“同”时代人，而实际生活的真实场景却可能隔世隔代，其知识谱系、人文背景乃至审美情趣均不免南辕北辙，无法沟通。转用《春秋公羊传》于书前书后所再三陈词者，便“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种捍格不凿并非源于心理学上的个体差异，而是各自所处“时代”不同使然。“时代”不同，则对于时代性质与时代任务的判别和厘选，其间轻重缓急的序列安排，自然不敢苟同，各以其是非而是非。事后来看，恍然于将本该这一时代应当解决或可能解决的事，提前或推延了，原因在此。此类现象乃百年间之常态。今日不少大言傥论，通篇触目后现代术语，但作者的心灵却可能处在前现代，所表达的不外农家读书子弟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批判法律形式主义法律工具主义，虽不得谓错，但以深受法网恢恢涂炭、讼累不堪，乃至出现了“法律对于生活世界过度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现象的西人的抱怨为据，指摘国人对于法制的形式理性的憧憬，正如亨廷顿据西人之神俗两分而责吾族之天人合一，有论者见肥皂剧中“外国的”一些法官律师头饰假发而欲国人仿而行之，都说明了对两方生活及其需要皆不甚摸底，与国人今日的心情和西人现代“前”、现代“后”的心境，亦终无心同理同的默契。而之所以会出现“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法制建设”利弊正误的争论及其甚相轩轾的结论，除去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的差别，在笔者看来，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作者站在并非同一的“时代”立论，从而具有不同的观感，引发出对于时代任务的不同判别。其之如此，作者本身未必察觉，即便知觉，自身益且也是做不了主的。凡此种种，关公战秦琼，可谓“时代的错位”。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生与人心、法意与法制，就处在这样一种参差错位的时代里。
正是在此背景下，百年来的中国法律生活遂出现了下列四种悖论性质的“不得不然”。
首先，不得不以规则委屈事实。本来，法制礼俗等等构成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的一切制度-人文设置，如梁漱溟先生所述，都是随着各项事实产生，“而使这些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故必须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制度新规则，而要想一个新制度新规则成功，非先从造成新的事实着手不可。事实子虚乌有，而期求新制度新规则横空出世，犹譬没有高速公路，却希望凭空制订一纸高速公路规则并具有法的效力，实在是白日做梦。
但是，近代中国的许多事情，包括以西方法制为摹本的新法制的铺设，都恰恰属于这类横空出世白日梦，求于“有意识地根据可得预见的社会目的所为之全盘人为重新改造中”，或拾级而上，或一蹴而就。这一历史进程，一定意义上，实为无中生有的创造过程。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固有的典章文物乃至审美情趣，都处于通盘改造、重组、更新和试验的状况，既无成例可供援引，便只有向摹本看齐，先从规则入手，不管有无事实。当事人的盘算或是先将规则铺设开来，自上而下，笼罩过去，用（外来）规则对（既有）事实进行人为裁制，期求以规则创造事实，改变旧社会，建造"新中国"。犹譬眼下尽管有法不依，却依然不得不继续凭藉立法打开现实的僵局，以向现实作个交代，予现实以正在改革的明示，并由此获致从而改善的暗示，在安抚现实的同时，进求导引现实向前迈步的出路；或是不辨事实与规则的参差分合，将社会视同白纸，染黄则黄，着苍则苍，而求凭一纸法律规定喝令现实低头就范。具体动机和预期或有出入，但从社会转型的意义来看，均为经由规则来对事实进行人为的裁制，以求对事实进行重组、改造和更新，实际上即为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在进路上不免倒果为因，以被模仿者的终点为自家模仿活动的起点，类如仿制一部
宪法而期求达成宪政，却无遑历验此前的种种预为铺垫的长时段的工夫，但以模仿、移植为特征的法制建设本身，许多亚非人文类型的法制史业已证实，多数情形下本不遑预为铺垫，乃不得不作此颠倒，以颠倒带动铺垫工夫的长进，最终求得事实与规则的切合无悖。正如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所言，
宪法的施行，需上有制度，下有习惯，两相配合拢来始见成效。上下皆无，则需慢慢培植，以期于缓，而事缓则圆。否则，“一旦得此（
宪法），则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而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自安，而或反以得危矣。”但当日的中国，各种情势逼仄，千钧一发，已到不立宪则政统、道统皆危亡立现的地步，客观上无转圜余地，也只得“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贸然从事仿各国宪法制定而颁布之”，正是这样的一个“不得不然”！
